
## 前言

马默在“[What Is Law and What Counts as Law? The Separation Thesis in Context](https://www.douban.com/note/835051937/)”（in _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egal Positivism_, chap. 20)开头虚构了一个大萨满的故事。这个故事包含了为理解法律性质问题所需要的几乎所有重要的结构和方面。马默在几乎所有这些方面都存在错误。这篇文章，我重点处理该故事涉及的法律有效性概念。马默的这篇文章的核心也正是这个概念，追随加德纳，他认为法律实证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一项规范或规则在法律上有效的条件是什么，他认为奥斯丁创立的法律实证主义传统的理论抱负是为这个条件提供一种完全的还原论解释，即将法律有效性的条件还原为特定的社会的人们的行为和态度。然而，对有效性与规范性概念的混淆，损害了马默对法律实证主义(至少是边沁-奥斯丁传统)的理论动机和焦点的解读。马默的这篇文章还涉及许多其他严重的问题和错误，比如对奥斯丁、哈特和德沃金深刻而全面的误读，以及对德沃金关心的 interpretation 和他自己和许多人关心的 explaination 的深刻混淆。这些我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 大萨满的故事

> (LP) 在任何法律体系中，给定的一个规范是否在法律上有效，因而是否属于该体系的一员，取决于其来源(source)，而非其优点(merit)。

> 考虑一个小型部落社会，其中的人们相信，他们受到且应当受到他们的祖灵的指引。他们相信，大萨满是唯一与祖先沟通的人，因而将大萨满的指示视为他们的法律。现在，当考虑将 LP 应用于这个社会，你可能会认为存在问题。毕竟，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大萨满是祖灵的通道(conduit)。换言之，大萨满的指示是法律，当且仅当大萨满传递了祖灵的意志。所以，如果对之存在任何疑问，比如如果人们开始懂得，大萨满是个骗子，人们就不会将他的**指示**视为**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的。他的指示不再会是法律。或者假设一种不同的怀疑逐步发展：假设人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受到祖灵的意志的约束，或者甚至怀疑祖灵是否存在。你可能会认为，这导致他们怀疑大萨满的**权威**。然后他们可能不再认为大萨满的指示是**在法律上有效**的。这会是对 LP 的反驳吗？毕竟，我们似乎看到，关于**正当性**(legitimacy)的信念如何影响到**法律有效性**。而正当性似乎取决于**优点**而非**来源**的考虑。

## 这个故事的一些假定

(1)这个故事假定，一个存在法律的社会，有以下基本结构，人们(或说法律受众)、权威(大萨满)、超越性存在(祖灵)。权威对超越性存在的传达是法律本身。权威于是就是在人们和超越性存在之间的通道或媒介。

(2)这个故事假定，一方面，人们需要通过直接受权威的指引来间接受超越性存在的指示，另一方面，人们能够确定权威是不可靠的。

(3)这个故事假定，法律有效性是相关的要求所具有的超越性存在的指示的属性。

## 这些假定的问题

第(1)点基本上是正确的。权威的确是人们和超越性存在之间的媒介。但要注意，权威的性质、功能和产生是怎样的。首先，人们 p 相信自己被超越性存在 t 所指引，但 t 是不明白易懂或能直接获得(这一点奥斯丁说的很明白：人们都受上帝法指引，但上帝法往往不被明示，需要借助功利原则这个中介，而实在法是人们和功利原则之间的中介，因为功利原则往往对于个人也是不被明示或不可轻易获得的)。换言之，p 有大致关于 t 的观念，但没有确切的想法，因此需要权威 a 的辅助。人们对权威 a 的基本想法是，它有一种能力或性质，即更正确地传达 t 的指示。这样的关于 a 的信念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经验归纳的过程：人们通过捕捉到 a 的一些特征，来推导 a 是有可能更正确传达 t 的东西。(参见我在《[关于权威的几个问题](/blog/problems-of-authority)》中的讨论。)在这里，要记住，由于人们无法直接获得 t，并将 t 的指示与 a 的指示直接对照，所以，所谓 a 更有可能正确传达 t，只能由某种其他的标记提供证明。法律的产生和建立，主要是为了寻求可靠的标记。

有鉴于此，第(2)点就显得有些草率了。人们在何种意义上发现大萨满是一个骗子？如果说通过对照大萨满的指示与超越性存在的指示，发现它们不一致，因而发现大萨满是个骗子，这肯定是错误的。人们只能在如下意义上发现大萨满是一个骗子，比如大萨满宣称自己拥有某种能力或特征，这种能力或特征被人们相信可以连接超越性存在(祖灵)，但后来人们发现大萨满没有这种能力或特征，或者人们发现这种能力或特征并不足以连接超越性存在。有两个问题，第一，大萨满的权威的陨落，并不是人们直接与祖灵对话的结果，它只与关于祖灵的标记有关。第二，当人们发现如上情况时，并不立即使得大萨满的指示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因为法律有效性不是超越性存在的指示的属性，而恰恰是权威的指示的属性。我们不妨说，法律的规范性不同于超越性存在的指示的规范性。这是两种规范性。当大萨满及其所在的阶层能够继续维持秩序，成功大规模对违背自己的指示的人实施制裁，且该社会没有在这方面做出超出大萨满的成效的人群(标志是，可以惩罚大萨满及其所在阶层)，那么大萨满的指示依然是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效力是一个人工制品，它是当社会中的一些人将其规范性陈述(体系)拓展到全社会，并普遍现实化后，人们鉴于这个事实归属给这些规范性陈述的一种属性。换言之，当这些规范性陈述能够被普遍现实化，这些规范性陈述就有了有效性。

因此，第(3)点，特别是在“如果对之存在任何疑问，比如如果人们开始懂得，大萨满是个骗子，人们就不会将他的指示视为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的”这句话中，马默暗示法律有效性与超越性存在的指示的属性是同一的，这就完全是错误的。当人们说一个规则或者规范在法律上无效，人们的意思是，法律权威当局不会执行它，或者它不是权威当局的指示，而不是，它在**道德上**是不被许可的，或者它的要求的确**根本上**是我们不应当去做的（当然，这恰恰是反实证主义者格林伯格的想法，参见格林伯格：《[标准图景及其不满](https://www.douban.com/note/832011610/)》第 3.2.1 节，格林伯格将法律义务视为通盘考虑的义务，是道德义务的子集，甚至比一般道德义务还要强），后面这些意思指向权威以外的某种超越性存在的，显然超出了我们对法律有效性这个概念的使用。

## 有效性这个概念

有效(valid)这个词有合法、被许可、应当、凑效的意思。它的使用有一个双重结构以及一个背景：宣称的 x 和待实现的 y，以及使得 x 投向 y 的作为背景的事物的能力(power)。如果 x 能够投射到 y，则 x 就有效，否则就没有。简单说，在各种各样使用“有效”这个词的场合，一方面是言语行为，一方面是现实事实。如果我问你，“你的许诺还有效吗？”我的意思是，你是否还愿意或者能够将你的许诺兑现，而兑现许诺意味着你将许诺的言语行为予以现实化。在许诺的言语行为 x 和现实化的 y 之间的投射，需要背景，要么是你的意愿，要么是你的能力。而且还要注意，背景不能无限扩大，把它当成全部环境。比如，你许诺赠送给我一只羊，但由于山体滑坡，你的羊全部丧生，且现在不可能买到羊，而且你的许诺也预设了，在你富足的时候愿意赠送给我一只羊。面对现在的环境变化，我继续问，“你的许诺还有效吗？”，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有效问题意味着言语行为的主体和言语行为指向的待实现的事实之间的在一定“距离”上的投射：在给定的环境中，我能发出一个指向未来现实的 y 言语行为 x，而我有能力将 x 投射到现实 y 上（换言之，我使世界出现了一个符合 x 的内容的事态，关于“世界向语言的符合方向”(world-to-word direction of fit)，参见塞尔，还可以参见《[塞尔论意向性](https://www.douban.com/note/824036147/)》的简单讨论。)

如果 x 没有可能被投射到 y 上，有效性这个属性不会是 x 的属性。我称之为具有有效性属性的事物必须拥有的信念或言语的现实化能力条件。如果已经具备这种**事实性的**能力，但为什么多此一举赋予 x 以有效性这个**规范性的**属性呢？因为我们还关心事物 x 的这种能力与超越性事物 z 的联系，这将返过来确立我们对事物的 x 的性质的最终理解。x 这个属性标志着一种性质：x**实际上**联系(link)超越 x 的存在 z。

当我还没有赠送给你一只羊，你没有一只羊，这是一种事态(f1)，我的许诺意味着，将来会有另一种事态，你拥有一只羊(f2)。f2 就是 f1 的一种应然状态，将二者对照，就能看到“应当”的意义。你现在实际没有羊，而我所以许诺，是因为我认为，你应当有羊。我认为你没有羊的事态不是一个好的事态，而你有羊的事态是一个好的事态。我做出许诺，暗示我有实现 f1 向 f2 跨越的意愿和能力。而当我实际实现了，我自然会被认为拥有某种性质或能力，可以与 f2 所在的可能世界(f2 仅仅是该可能世界的其中一个事态)发生联系。

这个可能世界相对于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我们的世界应当“投向”的世界，我们可以用很多词来表达我们对这种世界的想法，比如它是好的世界，是标准世界，是彼岸世界，是最终世界，等等。在我们的世界中能与规范世界发生联系的东西，就可能有规范性。有效性是一种特殊的规范性，它是现实世界中的 x 将其言语行为现实化的能力所标示的属性。x 有这种能力，标示着 x 有有效性，x 有有效性，意味着 x 有联系规范世界的属性。如果规范性世界的事态本身被我们称之为规范性(不同的事态相对于我们的世界，分有这种属性)，则有效性显然不等同于规范性，而只是规范性的一种标示。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有效性是由现实世界中的 x 将其言语行为现实化的能力所保证或标示的属性，该属性是 x 拥有联系规范世界的性质或能力的标示。所以，有效性发生在言语行为和现实事实之间的跨越的事情之间，是现实世界的事物的属性。与之相比，规范性不是现实世界的属性，而是规范性世界的属性。如果现实世界中有一种东西，能够使我们向着某种事态转变，则如果我们称它为规范性，也只是说，它的这个能力标示它联系着规范世界而已。

当我们谈论法律的规范性时，我们的意思是，当法律要求我们转向特定事态(y)，我们**应当**从现在的事态(x)转向该事态。当我们谈论法律的有效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法律(或者更确切地说，法律背后的事物)有能力使我们从现在的事态(x)朝着它宣称的事态(y)转变，而且仅当它普遍持续实现，我们才认为它有效力。

## “道德有效性”这个说法是无聊的

当我们问，“这个道德要求是有效的吗？”我们等于是对道德问了一个法律式的问题，它意味着我们在问，这个道德要求的来源是什么？它因此属于什么体系吗？这个体系背后的力量是否保证了，其大多数规范都被实际遵循了？

道德(morality)本来就是一种对规范世界的事态的描述，当它被应用到现实世界的事态时，它提出了要求，我们应当从现在的事态转向规范世界的事态。道德总是存在于观念之中，它本来就是人们对规范世界的事态的一种描述。因此，即使现实世界的事态与规范世界的事态完全不同，道德依然不受影响。

所以，道德概念的基本结构是，观念与规范世界的事态。与之相对照，有效性概念的基本结构是，现实世界的事物的言语行为所表达的规范性世界的事态与现实世界的事态。有效性总是与现实事态与规范事态之间的**实际**跨越有关。它是有能力实现这种跨越的事物的属性。有效性不能停留在单纯地要求，而必须有要求的现实化。但道德概念则只停留在要求之上。如果道德概念要以这种跨越的现实可能性为前提，那么它就没法占据等同于对规范世界的事态的纯粹和正确的描述的地位了。

因此，“道德有效性”是一个奇怪的说法，我可以说，我们并没有道德有效性这个概念。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有效性是现实世界的事物的属性，拥有该属性标示着该事物可能联系着规范世界，可以说，连系着规范性。因此，谈论道德的有效性，无异于使道德降级，亦即，将其从规范性的要求降级到现实事物的联系规范性的属性。

当然，我们这里谈论的是 morality，对应 legality(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把它等同于 validity)，而不是 morals(习俗)，或者社会道德之类的东西。这些必须以社会惯习的形式存在的东西，更接近法律(law)。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抽象属性问题。

让我们来简单将道德和法律做个对比。当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比如，“你应当孝敬父母，这是一项道德要求。”你的第一反应不是问，“这是谁说的？”而是想，“这种要求合理吗？”或者“这种要求根本上是我应当去做的吗？”一个道德要求的本质是，你应当从现实事态转向待实现的某种事态。因此对道德要求的思考总是，这种待实现的事态是不是应当的事态(或者哲学家更愿意说，是不是规范世界的一部分事态，当他们想象我们的现实世界之外有一种标准世界时，尤其如此)。换言之，你对道德要求的处理是考虑它的内容本身。现在请设想，我向你提出同样的要求，说“你应当孝敬父母，这是一项法律要求”。你的第一反应当然是问，“这是哪里的法律？”或者“这是不是我们社会的法律权威当局的指示或规定？”换言之，你的第一反应是探询该要求的来源而不是该要求的优点(好不好，值不值得，是不是真的应当如此，等等)。

## 法律有效性概念的要义

当我们探询一项要求的来源，一般而言，只要它确实是法律权威当局的要求，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有效的，无论其他人是否实际上按照要求去做。用我们上面的分析的语言说，不论该要求所表达的事态是否实际现实化。这听起来特别像道德要求。这是最为迷惑人的地方。限于篇幅，我就不详细谈论这个问题了。以下是一些要点。

第一，当一项要求有法律权威来源，它就会被认为是有效的，即使改要求没有被遵循。一个社会的法律体系是拥有共同社会事实来源的规范性陈述体系(加上一些社会惯习和实践)。

第二，这必须以权威当局的其他大部分要求是被遵循的为前提。

第三，一项要求是不是法律上有效的，是一个对象与体系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只要一项要求能够和其他要求共享相同的来源，则它就是该体系的一员，也因此就有效。

第四，但是这必须是以该体系的大部分成员(规范性陈述)都实际存在着对应的社会现实为前提。

第五，法律是这样一种东西，社会中的一些人将其规范性陈述体系普遍持续地现实化所产生的一种秩序和状态。

第六，只要在规范性陈述和社会现实之间的投射普遍持续存在，则我们拥有了有效性的概念。当我们拥有了有效性概念，我们就有了法律规范性的概念。法律的规范性是社会中的一些人的规范性要求可能联系着规范世界的属性。

第七，一方面，法律以其有效性(一种能力)联系着规范世界的规范性，另一方面，法律体系内部，有效性充当规范性的替身，亦即，只要一个法律体系持续运行，则法律的要求往往被直接等同于规范世界的要求，因此当说一项法律要求是有效的，人们也就表达了一种想法，该要求是应当的。这样，就存在法律体系内部的规范性问题：法律体系的持续运行给予了人们以行动理由。但是这种内部规范性是一种依赖外部因果性的人工规范性。外部因果性说的是，社会中的一些人使其规范性陈述体系普遍现实化的能力(power)。正是这种能力创造了一个体系，存在着言语行为向未来世界的投射。

## 结语

当一个规范性陈述体系实际大规模持续普遍现实化，则该规范性陈述体系中的规范更有可能正确表达了(或联系着)规范世界的规范，该规范性体系所实现的社会现实秩序，更有可能与规范性世界的秩序相符合。换言之，**实际**的东西(事实)更有可能是**应当**的东西(规范)的标记。我认为，寻求规范世界的规范和秩序的事实性标记，才是边沁、奥斯丁所建立的法律实证主义传统的理论动机。


马默虚构了一个大萨满的故事。这个故事包含了为理解法律性质问题所需要的几乎所有重要的结构和方面。马默在几乎所有这些方面都存在错误。这篇文章重点处理该故事涉及的法律有效性概念。

大萨满的故事与法律的有效性

本文讨论了权威的概念、性质、产生等一般问题，以及法律权威的具体问题。

关于权威的几个问题


在《[关于权威的几个问题](/blog/problems-of-authority/)》中，我提出权威的基本结构是：权威代理我们建立心灵和事物之间的信念这个中介。权威是中介概念，或者说是辅助性概念。权威的性质是具有某些特征的事物，而不是我们的信念。对权威这一事物 2 的信念和对任何事物 1 的信念，本来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但当两组事物和信念以诉诸权威的情形遭遇，就有了各自的角色和功能：权威是比我们自己亲历而为更有可能正确产生或标示关于事物 1 的信念的事物 2。因此，诉诸权威，就是用对事物 2 的信念 2 来服务与对事物 1 的信念 1，就是确认一种能够最有可能产生或标示正确信念的性质的事物，换言之，确认一种内涵实体。而要确认这一点，如同确认任何一个具有某种性质的内涵实体，需要经历一个经验探究的过程。

将以上理解权威的一般论述与拉兹有关权威的一般论题对照，我们发现，它们在概念的一般结构上是差不多的。以下表述，我使用的是叶博士的论文《[为服务性权威观辩护：三个批评及其回应](https://mp.weixin.qq.com/s/T_b650qgXy3_lBGZwhbjtA)》中的表述。

- **独立性条件**(IC)：在权威指令关涉的那些事务上，遵从正确理由的价值应胜过个人自治，服从权威要比个人自治更重要、更好。

- **通常证成论题**(NJT)：一个人对他人拥有权威的通常方式是，假如权威的受众接受该权威的指令具有约束力，并试图遵循该指令而不是遵循那些直接适用于他的理由，那么，该受众就是更**好**地遵循了适用于他的行动理由（而不是权威的指令本身）。

- **依赖性论题**(DT)：权威要实现帮助我们遵从正确理由这个目的并不容易，它不能凭空发布指令，必须要考虑相关的各种因素、依赖相应的背景性理由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所有权威指令的做出应当基于已经独立适用于指令受众的理由，且这些理由与指令所涵盖情形下受众的行动相关。

- **优先性论题**(PT)：一旦满足条件 IC 和 DT、NJT 两个命题，权威即完成了自身的正当化，此刻其发布的指令就能给予受众服从义务。权威要求行动这一事实就成了权威指令受众的行动理由，这一理由不是附加到评估如何行动时所依赖的相关理由之中，而是要排除和替代那些相关理由。

拉兹这里的“理由”对应我们的“事物”。换言之，在拉兹的权威概念的结构中，心灵所要把握的对象是理由。可能对于拉兹来说，理由是行动最充实和完满的基础，只是拥有对事物的一般信念还不足以决定行动。这是一个暂时无关紧要的细节。现在让我们分析拉兹的各个论题。

(1)IC 实际上是一个规范性条件(或者我也愿意称之为“逻辑条件”)。这是一个可以理智直接建立和把握的命题，它可以成为一个如下形式的三段论的大前提：

对于特定事务，

_大前提：如果服从权威更**好**，那么应当服从权威，_

_小前提：对于特定事务 x，服从权威确实更**好**，_

_结论：应当服从权威。_

(2)NJT 是有关 IC 的经验性条件。NJT 本身的证成需要经验性的事实依据，仅仅是理智上把握是没有意义的。如果 NJT 不能被证成，则 IC 是空洞的。

(3)DT 是权威自身在为权威受众决定行动理由时所**自行**依据的理由，这些理由可能不是权威受众亲自是否行动时所依据的理由，但会是相关的。我倾向于认为，DT 是一个相当多余的论题，至少对于权威受众来说。权威如何能够为权威受众更好地决定行动的理由，这一点权威受众不可能知道也无没有必要知道。如果 DT 完全被权威受众所明白，那么权威自身也失落了。

(4)PT 是有关权威对权威受众主张服从义务的论题。按照拉兹的设想，一旦满足条件 IC 和 DT、NJT 两个命题，权威即完成了自身的正当化，此刻其发布的指令就能给予受众服从义务。因此，权威就为权威受众的行动提供了优先性理由，超越权威受众自己的行动理由。

在所有以上论题中，NJT 是最不成问题的，因为它构成了我们的权威概念的核心，尽管我们后面会看到，把其中的“好”换成“正确”会更准确。拉兹的整个权威论题最严重的问题出现在 IC 和 PT：

第一，IC 作为一个规范性条件，需要相当强力的道德能力才会有效果。说它对道德能力的要求特别高，是因为，一旦接受和遵循它，对于行动者的实践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因为接受 IC 所产生的服从权威的先决义务，则会产生权威施加的一系列后续义务。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 IC，就如认识到任何一个真正的价值或者规范那样。但由于 IC 对道德能力的要求特别高，即使认识到了 IC，也可能不接受 IC。换言之，一个人相信乃至承认，没有什么理由能够是他相信，不服从权威比服从权威更**好**，或者说，服从权威的理由是压倒性的，那么他仍然有可能不服从。即使把他称之为不合理性的人，他仍然可能继续这样。

第二，PT 的驱动力量是所有拉兹权威论题中最弱的，或者说， 是最不可靠的。拉兹认为，一旦 IC 和 DT、NJT 等命题都满足，则权威被**正当化**。这样一个说法是是权威论题的一部分吗？我认为不是。它是一个有关权威的论题，是向人们提出如何对待权威的要求。在权威论题内部，不存在正当化这个问题：全部权威的论题在于，假如有权威，且假如有理由相信服从权威比不服从权威更**正确**地回应理由，则应当服从权威。“权威”的确立和“应当服从权威施加的义务”是相当不同的事情。前者由 NJT 完成，后者由 IC 完成，但 IC 相当成问题。用于对抗 IC 的理由是相当多的，因为 IC，联结着 NJT，其根据在于，服从权威比不服从权威，更有可能**正确**回应理由，而不是更**好**。IC 不能独占“好”这个价值，因为一个意志论者会认为，即使 NJT 成立，即，即使服从权威比不服从权威，更有可能**正确**回应理由，那么自主而不是服从，仍然是更**好**的，即使相对不那么可能正确回应理由。IC 实在太强了，要求独占“好”。这是一个规范性条件，甚至是一个绝对律令式的条件。PT 则要求独占“正当”。在这里，“正确”、“有理由”、“好”、“重要”、“正当”、“有义务”等等根本规范性词汇的使用是相当混乱的。

在我看来，有关权威的论题应当局限于如下推理：

(1)假设我们想要**正确**回应理由；

(2)假设有一种东西，服从它提出的要求，相对于直接回应理由，最有可能**正确**回应理由，则它是权威；

(3)那么我们**有理由**服从权威。

(3)中是“有理由”而不是“应当”(或更强的意义，“有义务”)，而这个理由不在权威自身提供的理由范围之内，它是一个处理权威的理由而不是权威自身提供的理由。我们**有理由**服从权威，是因为我们有理由正确地回应理由。仍然，再一次地，我们**不应当**服从权威，如果我们虽然想要正确地回应理由，但更想自己回应理由，或者更想通过公共程序来回应理由的话。正确不是唯一的价值。

由于以上缘故，任何权威自身都不能提供理由要求服从的义务。权威只是回应理由的一种可能方式(最可能正确回应)，但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对拉兹权威论题的诸多批评，实际上集中到拉兹界分权威概念的起点：没有这样一个理由，能够让我们把正确回应理由视为最好的。

区分“正确”和“正当”是必要的。这是为什么我反对权威施加义务得到正当化这样的说法。我已经指出，这个正当化不是权威论题的一部分，而如果要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得在一开始开始使得“正确”独占“正当”或“好”的位置(先不论“好”与“正当”的竞争关系)。想一想，5 岁的小孩很想要买一个玩具枪，但其监护人则认为，不买玩具枪对他来说一个正确的决定(或者你愿意说，“更正确”)。但正确回应理由，不是唯一被视为“正当”的事情，因为完全可以想象另一个人向其监护人说：“尽管你替孩子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很重要，但也许让他自己来做决定更重要，因为就算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却会是正当的。”

在一个民主社会，哲学王这样的人是不会受欢迎的，即使人们相信，服从哲学家而不是亲自决定，是最有可能正确回应理由的，然而，让大家公平公开地回应理由，即使不那么正确，会是更正当的。正确与正当、正义、公平等等价值，不是同一的，没有理由相信，前者会压倒后面所有价值，或者说，吸纳融合后面所有价值。

所以，正当化不在权威论题的范围之内，权威仅仅提供了“**正确**回应理由”这样一个理由。对拉兹权威论题的所有主要批评归根结底反映了一个问题：拉兹的权威概念实在太强了，很难说它是我们实际拥有的权威概念。我们实际拥有的权威概念，核心内涵是，有某些东西能够比我们亲历而为更正确地回应理由或者更正确获得关于特定事物的信念。但还有比“正确”在重要性上不相上下的价值被我们所珍视。因此在一开始我们就不会得出拉兹这样的权威概念：服从权威会比不服从权威，更好(除了我们最终决定实践服从权威，使用什么溢美之词都不为过)。如果好是一个绝对价值，没有给如何对待权威留有余地，那么权威当然可以发号施令，且公平、公开、民主、程序等等价值都得让步。但是很显然，而且完全可以想象，在我们的实践中，许多重大的实践，不是朝着更正确这一方向努力的，而是朝着更公平等方面努力的。

在叶博士为拉兹权威论题的辩护中，他似乎认为，正确回应是压倒一切的理由。他甚至毫不怀疑，哲学王的**正确**决定会比一个民主决策的不那么正确的决定更**正当**。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权威概念，如何能够配的上“服务的权威观”这个名字？但问题在于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理由？我认为没有。由于我们不会有正确回应是压倒一切的理由，所以我们也就只会有工具性的、辅助性的权威观，因此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彼此交织的理由是对于权威而言竞争性的概念，它们不可能被吸纳入权威概念。人们实际拥有一种什么样的权威概念，是一个事实；很显然，柏拉图哲学王式的权威概念，不是现代人普遍实际拥有权威概念。

2022 年 2 月 10 日<br>
南坪


拉兹的权威概念实在太强了，很难说它是我们实际拥有的权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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