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如何度过一生
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永远面对问题，面向世界，只对自己的信念负责。
很久没写这么私人性的话题了。现在写这种话题，我一方面感觉浪费时间，一方面感觉要做些阶段性总结。写得有些不成体系，请读者原谅（假如没有的话，我也请自己原谅）。
我在一个非常非常差的大学教书，它属于国内大多数非常非常差的大学的一员，这些大学对于其学生大概只有两个价值，第一，为学生发放毕业证和学位证；第二，提供交朋友的机会。没有人真正关心学生的需要和成长，教师们只关心自己能上多少课，而不管学生的课表是否已经排得满满。学生就像他们养殖的牲口，上课实质就是给牲口喂饲料，发工资是他们的屠宰时刻。在这个互联网和 AI 时代，这样的大学已经是学生的地狱，所谓学习就是接受蹂躏。
我经常想，在这个地方，我如何自处？或许读者以为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不，我不会特别喜欢一个地方，也不会特别不喜欢一个地方，因为大概到了任何地方，我差不多都做着相似的事情。我倒是庆幸这个学校水平太差，因此不会有其他一流大学那样的学术抱负。在当今中国，至少人文社会学界，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几乎基本环境都丧失了。好大学和差大学，二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一个产生的学术垃圾少，一个产生的多。
工作之后，我的一个想法越来越强烈，“健康工作是最大的幸福”。我接受教育的时间实在太长太长了，迟迟未能回报社会。无论环境如何，我希望能够为教育事业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这些考虑之下，我愿意把自己看做一个哲学家，过哲学生活。这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想法，今天让我细细交代。
什么是哲学家？也许称“哲人”更适合些，它是相对于“政治人”而言的。哲人更关心精神的需要，比如真理、知识、意义。政治人更关心身体的需要，比如饮食男女、功名利禄。相比之下，哲人只有基本的身体的需要。
也许我还应该补充一类人，他们是“科学家”，他们大多介于哲人和政治人之间，他们关心真理，但也有极强的世俗需要，更重要的差别是，他们不像政治人那样关心意义。我把意义这个问题理解为，对人类自身生活的反思。
我对“哲学家”的理解还要更为私人些。与科学家相比，我理解的哲学家把其所从事的智力活动在根本上看作私人生活而不是公共生活。如果一个人仅仅致力于弄懂牛顿、爱因斯坦，并因此获得智识上的满足，那他们很可能不会被称之为科学家。科学家需要往人类知识大厦增砖添瓦，智力活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对于我所理解的哲学家而言，特别是这个时代的来说，智力活动本身就是目的。
什么是把哲学当作生活方式呢？就是对世界的意义保持好奇心，跟随自己的好奇心，自由地开展心灵之旅，面向问题、面向世界、面向自己的信念。
更确切的说，哲学家还把自己看作世界的局部觉醒，理解自己、观察周围环境、感受整个时代脉搏。这更像是物我齐一的修行。他不试图为某种集体目标做什么贡献，而是亲自体验人类集体已达的成就。
对于这样的一个哲学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当然不是名利。名利最多是身后的，是后人为自己的名利强加的（他们就像尸体上的蛆虫，为了能吃上肉，把早无意义的尸体变圣体），而不是哲学家生前的本意。
岁月荏苒，回想多年以前，我在 FD 校园里激动地与 YD 聊天，那个时候他要博士毕业了，而我因工作了两年而刚回去读博。我仍记得我们在 JW 校区的校友林的下边的一处小广场，YD 告诉我，**力就那点东西，已经三十年没有进步了，而他如果早生十年，可能早已出名。
YD 是我学术之路唯一和最终的导师，尽管他是我的同学，尽管他也没有主动教过我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认识了许多大师，自己也渴望像他们一样：既智识高超，又名扬利万。这二者并不矛盾，名扬利万反而是获得智识的证明，YD 说，只想不写，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不敢面对学术界，其实是一种懒惰、害怕和畏缩。
多年以来，我没想到自己竟一步步走入一个如此纯粹的境地：名利不是我的追求。我仍记得我读博期间的挣扎。我足足读了五年，并实际在第六年之后才拿到所有的证件。这期间我竟然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钻研纯哲学。那个时候我非常焦虑，觉得自己不务正业，大量的法哲学文献不读，却要花这么久的时间读纯哲学文献。但是我无法抗拒我阅读法哲学文献时遇到的那种虚空无根的巨大不安。与之相比，我的一些博士同学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在改论文和投稿了。
我知道或许我只是把愚笨当成了纯粹。YD 用了三年时间完成博士生涯，期间还翻译了一位政治哲学家一本相当难译的著作，还发了几篇文章（已经相当克制）。我做他的博士论文答辩秘书时，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全文读完（我可能是迄今为止除他之外唯一一位全文读者）。读博期间，特别是写毕业论文期间，萦绕在我心头的念头是：我的博士论文不能比他的差，甚至要更好，而更好的标准之一是提出明确的论题和论点，能够用三言两语说明我的论文的贡献。我想我做到了。
他留在了国内顶尖大学教书。他在 DB 上经常开玩笑的 YN 也去了他的学校，就是那位熟悉德国社会学、德国法哲学和英美法哲学的 PKU 博士。我则处于他们世界的最边缘，甚至没有观察他们的资格。我也知道，我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做学问的最典型的反面案例：没有什么才智，只是为了虚荣而投身学术。这样的人确实非常多。我到现在也不否认，我这一生都不会给人类知识大厦贡献一砖一瓦。
我前不久读到了 YN 的一篇论文，这个曾用半个月把布兰顿阐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四五百页英文著作读完的人，在我看来没有超出我和他年轻时可能都鄙视的国内那些二道贩子的水准，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哲学没有入门。这或许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有什么贡献，但也足以获得名利（已比多数年轻同辈优秀）。
前些日子，我看到 YD 翻译了某个法哲学经典作家的非经典作品。这是 YD 持续翻译实践的一部分。我还看到他发了一篇他之前博士期间翻译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的思想的短评。他还没有忘记推广她，代言她。我想到自己也曾许诺接受一位他团结在其周围的师长的翻译任务，一些朋友也建议过我做一些翻译。
但是我今天有了另一番想法。为翻译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来说，几乎没有价值，反而极耗精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问的一个问题，不针对他，而是针对每一个我心目中的哲学家：你真的对你翻译的那本书感兴趣吗？你有自己的长远研究路线吗？经典作家的非经典著作常常平庸或无聊，这些非经典作品所涉及的领域肯定有更好的作家。翻译它们到底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还是出于成名的需要？
此外，我也想问，你所关注的那个思想家，是因为有潜力将其推向国内学术市场而你将变成他在国内的权威代言，还是你真的对她的思想感兴趣，她的思想理论是你研究规划的一部分？
这些问题，对于一个追求名利的人来说有些无理取闹，但对一个认真把哲学当做生活方式的人来说却是极其严肃的。想一想，除了工作事务、家庭事务，我们一天能有多少自由时间，又有几个力从于心的春秋？
我意识到这是相当不同的两个道路。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在中国寻求原创的学者都不知天高地厚，因为我们仍然是西方学术的学徒，把别人讲的东西弄清楚，而不是想着创新或原创，才是一个中国学者该有的自知之明。
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精英气质：压抑创新冲动，原原本本呈现西洋人的思想。
所以每当他参与学术活动，每当他阅读国内学者文章，每当他与人交流，遇到那种试图表达自己的思想理论的人，他就像看一个愣头青一样地看着这些人。可能在他的自我期许中，他这样的人是一出手就使西方作家的思想理论丝毫毕现、毫厘不差，每个主张都有文本依据。真正的“侠者风范”是一丝不苟地地展现大侠武功秘籍中的招式。
这不就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青年一代的中国青年学者刚刚形成的学术理想吗？相比李泽厚这些老一辈以及赵汀阳等这些中生代的中国学者而言，新生代的中国学者的学术理想是，克制原创，保真传递。
新生态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主要是自我训练），外语又好，还没有服务实践的冲动。说实话，这种学术理想还真的是从 YD 这一代学人才真正确立的。这不免有些令人唏嘘，老一辈和中生代学人，不管是否有原装动机，光是在把西人的东西读准确这点，的确是不合理的。我随即想到了沈宗灵老师的《现代西方法理学》，这是一本至今仍很有影响的综述，但按照我的标准，它对现代西方法理学完全没有入门。但这已经是国内为数不多相当认真、相当全面的介绍了。
所以我其实非常能够理解 YD 的学术志趣。李泽厚去世时，YD 写了一篇文章，字里行间尽是嘲讽，”李泽厚不朽，但李泽厚的作品速朽“，李泽厚是他心中最典型的中国学者反面案例：在还没有真正弄清楚西洋人讲了什么之前，就寻求与西方平等对话、寻求原创。
然而，仅仅过了五六年，天旋地转、时过境迁、东方既白。如今，看看西方的那些自由、民主、法治思想理论的实践效果吧。我经常想，如果哲学家兼公共知识分子德沃金还活着，会怎么看当今美国的政治法律实践。犹记得在《身披法袍的正义》的中文版序言之中，德沃金还对坚持进步主义（他认为是）的奥巴马充满期待。仅仅过了十年，美国的政治实践已经让所有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家集体错愕。各种之前意想不到的做法，现在成为魔幻现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国陷入紧急状态为例，向全球发起关税讹诈，理由仅仅是，在与其他国家贸易过程中，美国出现了大量的贸易逆差，因而美国被占了便宜。现在美国既想使美元充当世界货币，却又不希望美元流出。前不久，特朗普在不通知国会和未经国会审批的情况下，袭击主权国家委内瑞拉，将其总统抓回本国审判。我不知道纽约的法官们是怎么说服自己在一个伟大的法治传统下审判马杜罗的。特朗普又要求吞并格陵兰岛，理由是“美国需要格陵兰”。这使得整个北约国家为捍卫自由民主而援助乌克兰的实践的意义变得莫名其妙了。
我不想历数西方国家特别是其领导者美国的类似实践，好像这种实践是最近才有的——实际上这是它们一以贯之的。我们的学者，西方的学者都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西方的理论和西方的实践是如此的严重悖离？这需要一种更深层和整体理论来处理，不只是自由、民主、法治理论。所有真诚的学者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这应该是未来五十到一百年西方学者最重要的课题。
有太多太多的西方学术理论，其所以风靡世界，不在于其理论多么正确的，而在于其所依靠的政治实体多么强大。举一个例子，多少年前，罗尔斯在中国风靡一时，各大哲学、政治学、政治哲学、法学院系都纷纷研究罗尔斯，把罗尔斯奉为政治哲学大宗师。罗尔斯试图用一种带有社会契约底色的政治理论——公平正义理论——来替代支配了西方政治实践三百多年的政治理论——功利主义。
然而，这个前提和目标可能原原本本就是一个错位。西方政治实践真的是并且是被怎样的功利主义政治理论支配的？西方政治理论的真正问题是不是被某种功利主义理论支配？既然人家关心的是如何克服功利主义，那么当代中国的学者在何种意义上关心罗尔斯的正义论？马克思主义是功利主义理论吗？（非反问）
更重要的是，罗尔斯自己说，他的正义论所依赖的环境是西方自由民主宪政下的良序社会。最为重要的是，罗尔斯的反思平衡程序是这样一种哲学装置：一群人随时可以进入其中，他们本来就坚持了某些正义原则，进入这个程序不会实质改变他们的正义原则；反思平衡程序的功能在于使得人们个别的、不系统的、有冲突的正义原则得以被整理成一个系统连贯的正义原则体系，如此而已。1所以，一个非洲国家的社群进入罗尔斯的反思平衡程序之中，得到的正义原则体系当然与罗尔斯心目中的西方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不同。古代的会与现代的不同。当代中国的会与西方社会也会不同。如果我们普遍坚持马克思主义，那么平等就是第一位的，自由第二位的，我们不会把一些人相对于另一些人的不平等视为正义原则的内在要求，只要人们仍然不平等，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个社会都不能说是正义的。2如果放在伟大复兴的这个更具体的语境下，富强是第一位的。
但傻乎乎的中国学者们，把《正义论》看作一本学术圣经，把“两个正义原则”看作关于正义的实质结论和普世价值，完全无视这理论的自我限制，完全无视自己所处的中国实践，就好像当代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是他们背后的电影及其噪音，就好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错误的插曲。在他们看来，插曲终究会过去，而永恒的理论终会照耀大地。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哲学家的意义是什么？跟随自己的好奇心，面向问题、面向自己的信念，而不是为了名利，更不是为了一辈子做学徒。
可能一些人部分接受我的观点，但还是主张，西方的那些精深的理论，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搞清楚啊，难道我们不能在搞清楚这些理论之后再谈自主和创新吗？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学习西方，西方仍然是我们的老师，而是说做他们的学徒绝不应是我们的目标。更何况，一个真正的学徒的目标不是师傅的技艺，而是技艺本身。
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大部分的社会理论之所以被追捧，仅仅是因为其所依靠的政治体系强大，而不是因其真实。不弄懂它们又如何？你不参与其中，所感受到的遗憾，所遭受的鄙视，只是不参与任何一个利益游戏都会有的情况：你不参与其中，无法证明你真的行；你不参与其中，也会被参与其中的人说你不行；更重要的是，你可能因此失去很多利益，因为可能这个游戏是一种垄断。(这也是人们对修行的佛教徒以及修行的佛教徒面对世俗的看法：双方坚持自己的游戏有真正的价值，因为有真正的人生成功尺度。)
前两天，我的一篇博文下有个评论，说"实际依规则行事与明白地依规则行事之间的区别，Raz在conform to/comply with a reason的区别中（‘Rethinking exclusionary reasons’）似乎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讲的是依规则行事，他讲的服从理由，为什么他就把我讲的讲明白了？我敢保证我讲的东西绝不是这个完全不懂哲学的拉兹讲的东西。还有一篇文章的评论，我一眼就看出他/她就根本没有仔细看我的文章。你用几分钟、十几分钟瞟一眼我的文章，就以为把我的文章搞清楚，而我为什么要回应？我希望你期待你一字一句阅读的大师的回应。
对西方大师跪久了，就有一个本能：思考中的每一步就小心翼翼，如果发现西方大师有相似的讨论，立马终止思考，去看大师怎么讲，碰到其他人有类似思考，也会想这人的工作纯属多余。
我不是他遇到的那些人，而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把哲学当成生活方式的人。最近，我在教学中几乎把整个法理学的理论都“翻新”了一遍，我试图建立自己的法哲学理论。我知道，如果我试图把这些发现都写成学术论文发表，我将会把我的论文改得面目全非才行，就为了反复告诉他人我已经烂熟于心的那点洞见。还有，如果我但凡有一个想法就去翻西方人那浩如烟海的文献来确证和修正，那么我的研究进度止步不前。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发现我能够独立发现过去所谓大哲的洞见。当我真正追随我的疑问探索，我逐渐发现与许多所谓的哲学大师不谋而合，我甚至不用看过他们的一些著作就能理解他们的核心洞见，或者只需要简单的关键词。当我亲自验证，经常发现如此。那么，如果细节上的差别呢，或者甚至有些重大的差别呢？我关心的是我整个研究路线，不是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
所以我选择的策略是：
（1）对自己的信念负责，面向问题；
（2）先写文章而不是写论文；
（3）保持智识的诚实，绝不糊弄自己；
（4）先完全用自己的思考写下来，写成一个体系之后，
（5）之后再为了所谓的学术规范，深入研究和参考前人著作。
这些策略反映了我对哲学家如何度过一生的不成体系的思考，我把它们的要点罗列如下：
- 把哲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学科体系。
- 永远面对问题，面向世界，只对自己的信念负责。
- 追随自己的好奇心而不是追随大师。
- 把哲学看成一段心灵之旅，使世界进入心灵，也使心灵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 名利是做哲学水到渠成的副产品，而绝不是目标。
- 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地对待自己的思想，在恰当的时机让它成年，独自面对世界，面对问题，对自己的信念负责，珍惜时间，持续前行。
- 这意味着不以做人物研究、思想史研究为志业，也一般不会做翻译工作，不做其他人思想的奴仆，不戕害哲学生命，不蹭名人声望。
- 保持对经典作家观点的距离感和模糊感，重要的不是“精确”或“系统”把握他们的观点，而是利用他们的核心概念或洞见发展自己的思想。
- 在思想活跃时期，尤其要避免被其他思想或观点随意打扰，先少读、多想、多写，然后去读、去验证、去完善、去防御。
- 不必为一个观点前人已经想过而怯懦，你独立和前人想的一模一样，比你读过他之后和他想的一模一样，很不一样。
- 这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思想，必须经由任何伟大人物我们才能想到，也不存在任何思想，伟大人物想过，你就不必去想了。
- 不需要担心不正确，特别是当这种正确是指系统符合前人思想。
- 一种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对所有重要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想法，应该被拒绝。
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成名，不追随自己的信念和疑问，他怎么可能真正有所贡献？
你只有不把一些东西当作目的，才有可能达到那个效果，这有什么矛盾吗？
最终能为人类的知识大厦做出贡献，那取决于很多的条件。
只对自己的信念负责，是你为人类知识增砖添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为人类知识大厦增砖添瓦，是对自己的信念负责的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但绝不应该成为目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