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学院“4+4”模式的政治哲学问题

人之常情

最近协和医学院的“4+4”学制闹的沸沸扬扬，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4+4”会不会成为权贵曲线进入医疗行业的捷径？会不会成为医疗系统内部世袭的渠道？会不会成为权贵曲线进入医疗行政的捷径？

董袭莹的情况让我们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权贵（这里的“权贵”是一个中性词，仅指“拥有权势的人”）为子女铺路，首先是一种人之常情。大概除了圣人，即使政治思想觉悟再高，也难免偏爱自己的子女。他们大概觉得自己偏爱子女也并不会导致系统性的社会危机。偏爱自己的子女和制定执行公正的制度，对于身居高位的人，似乎也并行不悖。

偏爱自己的子女，在古今中外都是寻常的事实。这个事实有没有改变我们对古代和现代政治情况差别的思考呢？对政治哲学思考较少的人，一面是对“今时不同往日”的政治宣传无动于衷，一面是继续自然认为古今并没有实质差别，今天照样有权贵，照样有世袭，照样有皇帝，只是改了名号，换了方式。

对于稍微有过深入政治哲学思考的人，反而恍惚间以为今时不同往日，现代与古代有本质区别。所以这些人往往抑制用古代的观念来思考现代问题。而如果他们一不留神用了古代的观念来思考现代问题，比如相信现代政治家，尽管以古代绝对不曾有过的政治思想开展政治实践，似乎也暗中以古代王侯将相的观念从事，会有一种观念上的冲击感。

比如，当我们看到有的政治家甚至没有子女，对爱人忠贞不渝，并且在其政治生涯之中一一贯之坚持自己的政治定位，似乎在某一刻，我们设想，当今天的当代历成为明天的古代史时，或许这位政治家的现代政治思想已经不再重要，人们或许会说他是一位三代时期般的贤相。

许多政治家与这位政治家都表现出大公无私的胸襟，与此同时，许多其他的政治家表现出对子女特别的偏爱。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展现：功勋们为了革命事业流血流汗一生，特别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平安、成功、快乐。为此，他们动用常人无法获得的资源来帮助孩子平步青云。其情却也可谅，尽管于理似有不合。这也是为什么这样的影视作品能够出现在大众面前，并且试图以一种戏剧性的（“戏剧性的”等同于“规范性的”）方式来调和这两个方面，当然，最终公心战胜私情。

功勋们大抵有这样几种偏爱方式：第一，帮助子女从政，至少从众多子女之中选择其一继承政治遗产。这表现为他们从一个基层职位开始锻炼，并被有计划地晋升。第二，对于其他没有政治才能或兴趣的子女，可以帮助经商。这首先表现为让他们参与创办国有企业，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第三，对于甚至对经商也没有兴趣的子女，可以帮助他们在文艺界取得成功。文艺思想活动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全国人民的娱乐食粮，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些人所提供的。第四，对于从政、经商、文艺等等重要社会活动都没有兴趣或才能的，大概可以选择到一个喜欢的地方，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大大小小、不断更新、不断传承的家族、权贵、门阀到现在已经有多少了呢？他们织就的世袭之网又有多大多密了呢？这个无从知晓，只能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不过，有一个事实倒是值得提及，那就是，北京当然是世袭之网最密最大的地方。协和医院这件事发生在北京，不是纯粹的偶然。北京的生意，似一棵棵参天大树，它们在地下的根，就是权力。

在承平日久的年代，尽管有着无比清晰、正确的政治理念，这些根植于人之常情的现实运作，又有谁会去阻止呢？我甚至不认为这里涉及对人性的考验，因为人性根本不可能经受这样的考验。无法想象大多数人奋斗之后，不为自己的子女特殊考虑。制度需要人来实施，如果大多数人不能接受，那么制度就不会存在。

也许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监测和控制这种权力之网的反噬。也许一个好的制度，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权力的世袭蔓延，又能维持社会公平的基本面，确保必要的机会平等和资源平等，保证一定限度的阶层流动。

“二代”们的贡献

权力的世袭蔓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二代”们的贡献问题。社会贡献要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社会重新洗牌时，一部分人做出巨大牺牲和努力为社会做贡献。这些人所以能够做出贡献依靠的是自己的才能，即使他的贡献机会离不开组织的支持。这些人的贡献与其回报相比，往往也不成比例，前者大于后者。

一种是在社会既已建立时，一部分人依靠父辈提供的资源和机会为社会做贡献。他们所以有机会为社会做贡献，归根结底依靠的不是他们的才能，而是其他人提供的优先机会。

所有这样的“二代”们的贡献，都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他们的贡献和他们的回报是相称的。唯一重要的问题在于，其他人没有机会像他们那样为社会做那样的贡献。

然而，“二代”们可能并不这样想。官方对他们的评价也并不这样认为。每当给这些人一个总的人生评价时，他们总是强调他们的贡献。但这里给人错愕的地方在于，其他人没有机会做他们那样的贡献。

机会平等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拥有权势的人偏爱自己的子女，为子女提供超越常人的资源和机会，让他们更优秀，对社会的贡献更大。这种系统性的权力运作，不可能不出现问题。这些权贵以为正是自己的优秀使自己取得那样的成就。这样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堵塞穷人的上升通道。

可能没有一个社会暂时能够改变这种局面，但一个想要长久维持的社会必定要想方设法解决机会平等的问题，以防止反抗乃至颠覆。

我觉得政治哲学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推进思考机会平等的问题。一个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是什么，有没有必要承认权力的世袭蔓延之势，是否可以坦诚偏爱子女的人性动机，并在这样的基础上，确保维持适当的机会平等？

这就让我们考虑一个重要的主题，考试。考试或许应该成为最重要和最精致的政治制度之一，其政治地位应当至少与行政、司法、立法相并立。考试权的基本思想是，确保一切重大的机构、行业、职业、组织准入和晋升，都必须经过考试，以确保基本的机会平等。考试权的网络，应当向监察权的网络一样，渗透至社会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和环节。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不公正不是行政专横或司法腐败，而是考试权的扭曲。制度应当允许人们对一切可能影响机会平等和资源平等的准入和晋升提出基于考试权的批评、诉求、诉讼乃至政治动议。

考试法不同教育法，后者是行政法的一个从属性法律，前者才是宪法的基本法律。教育关系着社会的基本公平和社会健康运转的基本保障，但教育的问题不能仅仅由教育法来管理。

一个承平日久的社会，世袭网络越是细密，阶层固化越是严重，最初的政治动力越是松懈，就一面要强化监察权，一面要强化考试权。

最初的政治动力

最初的政治动力，一定会随着社会承平日久而懈怠。对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最好的教育是社会总体的贫困和苦难。这是任何先进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教育都无法取代的。

但是，许多经过多代传承的权贵“二代”们，已经没有机会领略和观察社会的贫困和困难。贫困是健康人性的土壤，失去贫困，就会失去同情，失去自知之明，以为自己拥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

但是，贫困是不能选择的。时代的现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但时代也是不能选择的。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心灵。今天的年轻人就似乎对 30 年前的贫困无动于衷。今年的演员似乎也根本没法演好一个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人。

过去，每个人想到西方，就有本能的向往、欣赏和自卑。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出生时就带着对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对着对自身制度的自信。当我们普遍实现富裕，马上面临最大的问题可能恰恰是，因为失去了贫困，几乎所有人对最初的政治动力的感受能力变得极其麻木。最初的政治动力，恰恰是为处于贫困和苦难的人民带来富裕和幸福的生活。

我想象不出解决权力世袭网络、“二代”支配社会以及政治动力麻木的解决之道。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聚集在一起，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和整个时代精神的腐化。到那个时候，我们昔日的敌人可能再一次站在我们的家门口，青面獠牙。

新的贫困和困难会重新教育出一代人，大公无私的政治动力再次能够被真实感受，旧的社会网络会被无情撕碎，所有的世代努力也会灰飞湮灭，然后进入一个承平日久的新进程。

代际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揭示，当社会生产资料只被一部分人控制时，会造成剥削和压榨，引发社会公正的扭曲，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社会事实。政治哲学最重要的工作是寻找和处理最重大的社会事实。所以要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当前阶段至少要实现关键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避免整个社会成为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然而，在对关键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的过程中，实际的运行和控制却有可能被安排给被偏爱的子女们。

正如我们关于人类天性的洞见所揭示的那样，另一个最重要的社会事实是，每个人天性偏爱子女。只要国家还在，只要权力还有，只要社会依照政治的方式组织，无论它是否公有制，是否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于是政治哲学也要处理这样一个特别重大的社会事实，如何将权贵拥有的偏爱子女的机会给剥夺，正如将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给剥夺一样。而这是代际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