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雄安是千年大计？
没人会真的喜欢北方
没人会真的喜欢北方。居住和旅游不是一回事。北方的自然环境相比南方天生劣势。人们当然会说，自然环境仅仅是定居地考虑因素之一。但可能很多人都低估了自然环境这一单一因素的影响，直到他作为南方人来到北方，或者作为一个北方人去过南方。
以我所在的这坐距离北京不远的城市为例。在冬天，如果风小，则会有雾霾，此时湿度较高；如果风大，则会湿度极低，此时空气洁净度上课。春天也是如此。整个冬、春季节，我必须交易使用空气净化器和加湿器。春天还有更多的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每周都会有、一旦有就有每天连续发好几次的大风蓝色预警。由于整个冬天和春天几乎滴水未下，地面极其干燥，所以一旦大风刮起，漫天灰尘。中午吃完饭，操场溜几圈，不时掏出手机，不到半小时，手机会覆盖一层肉眼可见的灰尘。
我想到了在上海的春天。我在那里度过了我最近的十年。那里的春天，鸟语花香。漫步在原野或街道，春风和煦、似热非热、静谧温馨。当我回到我位于淮河以北的家乡，我照样感受到类似的春天。与之相比，这里的春天的空气里只有灰尘的味道。要知道，我一直以为我家乡就是典型的北方了。
在冬天和春天，这个城市整个望去，就是光秃秃一片，零星的松柏和冬青显得更加丑陋。当我春天来临前在广州歇息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南国的随便一条街的街景都比得过这里的任何公园。这里几乎所有的小区都是光秃秃一片。所谓改善型住宅小区的绿化，甚至不如广州多数刚需住宅小区的十分之一。
去年夏天我有机会去了一趟兰州。从机场去市区一百多公里，一路上看到沿公路两侧的山脉植被覆盖率大概能有个 10%，不时能看到山上的水管子浇山。而更远的山脉则因为没有人工干预，植被覆盖率大概只有不到 3%。到了市区，任何一个有树木的地方，都能看到地上铺满了血管一般的水管。这是一个年降水量 325mm，年蒸发量 1600mm 的地方。试问有什么人能够自然喜欢这种地方？
许多人不喜欢北方城市倒不是由于自然环境。但我仍认为自然环境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当然，许多人谈到北方，更多的批评在于它的人文环境，比如官本位思想和糟糕的营商环境等等。但在我看来，这多少有些倒果为因了。
人文沙漠和政治固沙
目下有一种压缩编制的想法，说编制过多导致了行政效率低效、公共服务低劣、财政负担沉重。我看到一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说对于自然环境恶劣、贫穷僻远的北方，特别是西北，编制发挥着重要的人口固着作用。如果没有编制，现在愿意留在西北安家立业的许多人就会想方设法离开西北。正是收入不高但收入稳定的编制，让一些本会离开的人留下来。一个人留下来，就会是一个家庭留下来，甚至牵连好几个家庭留下来。编制就像北方这片自然和人文双重沙化半沙化之地的植被固着单元。
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北方省市有着特别严重的官本文思想。大众认同体制，喜欢体制。然而，如果有体制之外更好的选择，人们为何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北方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它留不住人。在现代工商业+信息技术社会，北方失去了古代拥有的相对优势——平原产粮、交通发达、语言统一、文化相近，这些都确保每当改朝换代之际，中原都成为局部整合最关键的一环。当强大的北方集团整合之后，多山地、无粮食的南方也就只有等着被各个击破。像福建这样 93% 为山地丘陵的省份在改朝换代时最没有参与感，北方哪个集团打赢了，它认谁当皇帝。
平原、耕地多的华北、黄淮地区，国家给予的定位就是粮仓。工业发展规划是轮不到这里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市，甚至每一个县在全国这盘棋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比如，甘肃就是一个大号的军事基地，它的存在确保分开内蒙和青海、西藏，并直接触达新疆。甘肃的领导如果抱着江浙的领导目标和心态——比如大力发展经济，可能对于中央来说就是有些时空错乱——没有搞清楚自己的位置。那么，江浙这些经济发达省份就有义务通过中央财政对甘肃这些经济落后省份进行转移性支付。谁不一定亏欠谁的。
鉴于整个北方相对南方的现代劣势，加上总体自然因素——西北，半沙化；华北、干旱；东北、寒冷——人口从北方向南方流动就是必然趋势。东北人喜欢江浙，甚至直接迁徙至三亚，无非是这种流动趋势的某种极端症候。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方依靠什么来固着土地，防止“沙化”继续？答案是，政治固沙。在北方这个巨大的沙化半沙化区域之中，北京是最肥沃的绿洲。与自然绿洲从周边山脉获取水源不同，北京从遥远的江浙和岭南汲水。中央财政收入大部分来源于这里。不但如此，北京采取的最重要的固沙手段是，强行把绝大多数的央企总部和顶级高等学校放在这里。
北京聚集了全国 90% 的央企总部和 45% 的“双一流”高校，形成超强磁极效应。2023 年数据显示，北京每平方公里经济密度是天津的 7.2 倍、石家庄的 15 倍，京津冀城市群经济总量中北京占比达43%。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要利用北京高校培养的人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公司设在北京。这样，北京自然也就聚集和维持了一大批大型公司。另一个效果是，从北京发出的央企，培植了盘根错节的权贵经济。在北京，政治就是生意的根。
然而，抛开北京现有的社会经济繁荣，但就自然环境而言，又有哪个人真的喜欢北京？北京人自己恐怕都不喜欢北京的天气。
北京是目前最佳首都所在地。重要的不是首都应该位于全部版图的地理中央，而是应该位于北方版图的地理中央。大体可以说，北京位于西北和东北的地理中央。有了北京作为首都，整个北方的社会经济才能够勉强维持当前的局势。若首都位于西安，则东北将比现在衰落得更为严重；若首都位于南京，则整个北方将比现在衰落得更为严重。衰落的首要表征就是人口流出。北京就是一个绿洲，抵抗着北方沙化的趋势。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北方的官本位和体制比例维持在一个远高于南方的水平，可能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趋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要能充分认识到北方社会经济的政治性，并认识到政治性可能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千年大计
雄安新区被成为“千年大计”。有人或许会嘲讽，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口气！但是，如果他们仔细考虑在我国历史上什么建设算是千年大计，那么或许能够理解。我认为，隋唐大运河和之后的京杭大运河就是千年大计的典范。当时，江南已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但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为了能够加强对南方的控制，维持中央财政能力，确保国家统一，必须建立联系南北的通道，而这就是大运河。大运河的出现，使得政治中心能够长期留在北方，以更容易对抗来自北方的威胁，并在改朝换代之际实现更快的集团整合，同时维持了对南方的统治。
如今，北方的威胁变成了由于自然环境导致的人口自然南向流失。政治中心仍然必须在北方，但对南方的控制也必须加强。事实上，中央采取了各种方式维持对南方特别是富庶地区的控制，比如所有的江苏省地级市的财政都是二级财政。但这当然不够。因为北方人口流失的趋势仍未控制。东北近十年人口净流出达 1100 万，绥化市农村空心化率达 64%。人口结构雪崩引发消费市场萎缩，长春汽车城 4S 店数量五年缩减 42%。流出方向主要是南方。另外，甘肃向新疆、四川、重庆乃至江浙流出人口。内蒙古像东北和华北流出人口，并进而跟随东北人继续向南方流失。
如何才能控制北方先天不足导致的人口南流趋势呢？只有进一步加强北方的社会经济建设，以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来留住一些本会到南方的人。南北失衡不能任由其发展，这就是千年大计。
那么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呢？这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都市圈建设的重大意义。这里我不想详细讨论，而只提出一些要点。观察一些国家或地区，全国最大的都市圈往往聚集了本国相当惊人的人口比例。比如，东京都市圈聚集了日本约29.6%的人口。墨西哥城都市圈聚集了本国40% 以上的人口。首尔都市圈人口约占韩国总人口的50.7%。巴黎都市圈聚集了本国18% 的人口。至于国内，珠三角和长三角分别以 5.57% 和 16.9% 的人口占比，集聚了全国超 22% 的人口，而京津则只聚集了全国不到 2% 的人口。京津冀一体化虽然喊了很久，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京津冀城市带，反而有真正的环京津贫困带。
我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大城市及城市带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想指出的是，大城时代聚集大比例人口是一个常见现象，其中蕴含了人们的理性选择。任何从大城市离开的人，无论被迫还是主动，无论是后悔还是遗憾，都能意识到他们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大城市意味着巨大的就业机会、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优质的生活水准。离开了大城市，意味着离开这些东西。这里不是谈论个性选择，而是谈论国民经济的地方，因此大城市及城市带的意义，必须得到肯定和重视。
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不但没有形成真正的城市带，即使京、津之间也没有其他城市带之间的层次关联关系，它们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是靠的很近，而不是社会经济联系紧密、分工协作。再者，由于京津对河北（甚至东北）的虹吸效应，河北的经济优势被逐渐消耗殆尽。这就导致一个后果，北方事实上没有一个能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抗衡的城市带，其中形成产业协作和良性互动。进一步的后果是，长远看，南北经济的失衡或会进一步加剧。以往只靠在北京一地堆积政治资源的方法确实能够维持北京的繁荣，但若不做出改变，就不会形成北方自己的大城市带。
我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开展的。将北京依靠政治资源获得的社会经济优势，从北京一城拓展到京津雄一区域，由点拓面，形成一个能与长三角、珠三角抗衡的城市带，支撑起北方经济的天平。北方必须有一个城市带，其繁华程度不逊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有趣的是，其初衷是政治性的（维持南北平衡），其实现也是政治性的（所使用的财政资源，其实只能从长三角和珠三角那里取得）。
除了一级都市圈，国家还规划建设二级都市圈，以形成超级中心和次级中心的协调，从而将更高水平的城市化覆盖全国。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停滞期。但是，城市化不是单纯的住进城市、在城市就业。住进北京和住进石家庄，肯定是不一样的。初级的城市化停滞，也是房地产市场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简单说，现有的城市吸引人口的能力已达极限，除非升级城市，否则无法再进一步大幅吸引人口。不但城市无法吸引人口，人口还可能会返流乡村，出现逆城市化。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办法之一就是全面升级现有的城市，让城市带来的生活更加美好。其中，建设超级城市带和次级城市带，就是最重要的举措。试想，在当前的情况下，一个生活在佛山的乡镇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大动力去往佛山城区生活，因为无论是就业还是生活都不够有吸引力。现在，进一步升级城市，建设超级城市中心，广佛一体化加速推进，广州和佛山不仅有更便捷的城际列车，还有更便捷的地铁，更重要的，可能还会有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共享。如此，生活在佛山城区，等同于生活在半个广州城区，佛山乡镇的那部分人口就有动力进一步流向佛山市区，而佛山市区的人口就有动力进一步流向广州，而广州市区的一些人或者打算进入广州的人一些人也可能会流向佛山。城市带的建设必然会大大提振国民经济生产和需求，人们因此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平、更新的奋斗目标。我认为建设超级都市圈和次级都市圈，是我们到这个世纪中叶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谋划之一，它的建设和建成，会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全面推向更高水平。
我听说石家庄都市圈规划获批了。它有几个意蕴：第一，国家可能正式确认首都护城河的不再包括冀西南了；第二，京津冀一体化成为一个次要的任务，建设京津雄一体化才是主要的任务。第三，环京津雄城市将被划入广义的超级都市圈，或者作为其边缘存在。河北的发展被两个大的规划给分派了。这样做当然解决了很多问题。首先还如广佛一体化的例子所展示的，石家庄都市圈的建设将会在该区域创造更大的流向城市的需求，以往生活在定州城仅仅是生活在定州城，现在生活在定州城相当于生活在半个石家庄。此外，作为超级中心京津雄边缘的一个次级中心，生活在石家庄都市圈整体也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生活在半个北京之中。所以，无论是石家庄都市圈还京津雄都市圈，都会大量吸引人口，首先是西北、华北和东北人的人口，其次是中部的人口。
所以，我认为，千年大计，既是对长期南北平衡的大规划，也是解决短期国力突破问题的大手笔。这些问题带来每一个人普通人的启示是：第一，永远审慎思考离开大城市的意义，特别是当考虑到向大城市聚集是普遍的群体现象，其中蕴含着人们的理性选择；第二，知道自己在整个国民经济布局的位置，比如生活在广州的人知道自己生活一个超级中心的中心和生活在秦皇岛的人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超级中心的边缘。
只是，我仍担心这种谋划对抗自然环境驱动的人口南向流动的抵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