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这几天宗庆后逝世在网上引起的反应让我感触良多。老实说，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宗庆后也是因其死亡而为我所了解。娃哈哈的广告曾深入人心，作为特困家庭出身的我却可以保证说，整个童年我就喝过一口 AD 钙奶。至于纯净水，在它如日中天之时，我只配捡它的瓶子拿去卖。所以，尽管娃哈哈的饮料或食品是许多我这一代人的童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我的。不过现在，宗庆后的逝世仍然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考一些重要政治问题的机会。因此我也和许多人一样，从娃哈哈和宗庆后那里受益匪浅。

纯净水之谣

最近的十年，娃哈哈纯净水似乎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到大小超市随处可见的农夫山泉或怡宝。偶尔回想这件事，我只是想，这大概只是一个品牌衰落的普通故事罢了。娃哈哈纯净水就像旧时代的东西一样，被新时代所淘汰。

说到娃哈哈纯净水的衰落，我现在能想到最早的印象是在我高中时期。当时我就从老师和同学（或许还在电视上）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不能长期饮用纯净水，因为纯净水没有任何矿物质，长期饮用违背人的自然规律。我甚至还有一点印象，据说发达的欧洲禁止在学校供应纯净水。

十几年来，没有任何研究或查证，我自己便带着这样的知识，一直这样看待纯净水。我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如果问娃哈哈纯净水为何衰落，那么这便是最主要的回答。

事实是怎样的，我想大家现在都很清楚。农夫山泉的老板钟睒睒为了与娃哈哈竞争，花巨资在电视媒体炮制了喝纯净水违背自然规律的“科学知识”。钟老板很懂营销，其所混淆的概念也很微妙。这件事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商人为了牟利而动用媒体改变群众的认知，让群众生活在一个他们编造的常识世界中。

那么，我们还有多少像“长期喝纯净水违背自然规律”这样的“科学常识”，它几乎被人人所知，深刻影响群体的偏好和选择呢？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常识世界，但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被某些人操控的游戏世界呢？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说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都说群众能辨忠奸善恶是非，我一直以来是深信不疑的。哪个政治人物，哪个知识分子，要是觉得自己的理想、追求乃至知识是超越群众的，那一定是他错了。当然，这些真理可能需要限定一些范围。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年，群众在这方面被操控了，但群众终究还会获得正确的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也因此，对于宗老去世引发的群众反应，我也就抱着一种谨慎和矛盾的心态。这些铺天盖地的信息难道不可能是由于娃哈哈集团的精心营销？十年或许太短，或许要五十年或一百年，群众才能在某些事情上获得真知灼见。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要调研。需要仔细研究宗庆后和娃哈哈实际做了什么，而不是从媒体那里获得一些只言片语。不过，这种工作大概是为某些研究者和感兴趣的人准备的。而我，太懒了。

我倾向于认为，尽管不排除上述猜测，互联网上所展现的群众对娃哈哈的同情、愧疚和对农夫山泉的厌恶、愤怒，确实是有真实依据的。这种感情是真实的，其所依据的信息是真实的。

如果带着这样一种前提来审视互联网上的舆情，新的课题也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究竟群众的反应背后的机理是什么。我想，肯定不只是因为同情一个企业主被另一个企业主不正当竞争这么简单。至少，这背后隐含了某种问题，那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做一个企业家而不是单纯的企业主乃至资本家？必定是人们隐约想到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议题，才会引发这样强烈和普遍的反应，尽管这些议题尚未得到充分和详细的探讨。当然，我们还是可以从自媒体看到，许多个人从自己的朴素认知和情感出发，用各种零散的事实来称赞一名伟大企业家和他的企业的思想和实践。

而我，深受感动。什么人是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自然有人嘲讽群众的这些反应，好像他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然而，在我看来，群众朴素的情感最应该尊重和重视。那些自以为比群众更聪明的老爷们，最终会被群众抛弃。

宗老给社会主义企业家打了个样

我相信，宗老去世引发的群众反应，应该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政治课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企业家而不是单纯企业主乃至资本家，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这还涉及一个前置性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没有可能存在真正的企业家？

这两个问题相互交织，其中一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另一个问题的解决。最悲观的一种情况可能是，我们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企业家。换言之，“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企业家”可能是难以想象的或不可思议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企业家，这两个概念有某种程度的共轭关系。

之所以或这样说，是因为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充分调动资本要素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实践并不是对任何传统的回归。我们党一边带领群众赢取独立和发展生产，一边也在不断发展思想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党和人民经历了长期探索，也取得了伟大成就。然而，任何一个真诚的人都会承认，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的回答。

典型的困惑大概有两种。一方面，那些对社会主义不太理解或不怎么同情的人就会直言，我们社会中有极为丰富的资本主义因素，而且，对于其中不同情的人而言，这些资本主义因素被不恰当地压制。非常典型的一点是，这些人都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意义和原因。另一方面，那些从情感上或从认知上支持社会主义的一些人，可能会对资本主义因素抱有相当大的敌意。在一些人看来，如果容许它们，社会主义就有被破坏之虞。这些人的担忧隐含着一种观念，那就是，不可能有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家，一旦允许私人开办企业，就会无可避免地造就一批资本家，而资本家的本质是逐利的。

以上两方的想法，分别是自由派和左派的典型想法。对于那些没有对这些问题深入思考的人来说，两种想法都有一定道理。一般群众可能没有那套政治话语和思维了（对比80年代以前的人），因此像传统社会中的人一样，他们认为，企业主因为有钱和他们不是一个阶层，这些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用政治学术语说，对于“是否社会主义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或“是否社会主义的企业家是可以想象的”这样的问题，群众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然而，依照辩证历史主义，实践和理论一直处于发展之中。许多问题，如果始终没有答案，那只是因为，新的实践还没有出现。当然，一旦新的实践出现，就必须认真加以理论研究。

我相信，宗老就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主义企业家打了个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宗老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以自己的实践激发了人们对新时代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呼唤、想象和思考。对于左派而言，社会主义不是可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对于右派来说，社会主义可以有有别于资本主义的资本要素利用方式。

因此我必须说，开拓新的实践和总结新的思想的人一样，都很伟大。

穷人共和国与革命的意义

在宗庆后去世前不久，我听了（或者说看了）一个播客节目。这个播客叫“代码之外”（ByondCode）。其中一期访谈令我印象深刻。主持人是两位程序员，其中一个已经移居国外。他们访谈了前字节员工郭宇。郭宇是字节公司初创人员，有该公司的股份。后来又经历了几次投资，现在才三十多岁就已经身价过亿。郭宇更为圈内人孰知的一件事是他撰文表达在 28 岁之前退休的冤愿望。在今天看来，这个愿望应该说实现了。

主持人对郭宇的财富观念十分感兴趣。郭宇也侃侃而谈，非常清晰、详细地介绍自己事业发展和选择的每一个阶段。主持人还邀请郭宇介绍了移民或者定居海外的选择考量。郭宇说，为了多活几年，他最终选择移居日本（未知他是否移民）。

作为一个与郭宇同龄的穷光蛋，似乎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愿望，成为一个有钱人。所以，我其实很难理解像郭宇这样有这样强烈发财愿望的人的内在驱动力和成为一个有钱人之后的想法。郭宇将有别于我，有别于许多许多人。最重要的是，一旦有钱了，郭宇将可以做没钱的时候不能做的事情，哪怕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必要。至少我没有从节目中看到郭宇的政治立场，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移民对于他而言并不是像恨国党那样必要。尽管如此，他还是移居日本。

无论主持人还是郭宇，似乎讲述如何赚到钱以及赚到钱后如何找个快活的地方居住，是关于财富要说的全部重要的问题了。似乎，赚到钱了就移居国外这个事实，没有引起任何的追问。似乎，这再正常不过。

一个奇怪的问题是，是否有钱人比一般人，更倾向于不喜欢社会主义国家？我相信这个问题许多人都想过，而且有自己的粗略答案。我自己的粗略答案，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是肯定的。这自然引发另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有钱人更不喜欢社会主义？然后是一连串的问题，比如，有钱人是怎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有钱？有钱人为什么更喜欢资本主义？

如果你将挣了钱就想着实现个人自由的郭宇和挣了钱想带动更多人富裕的宗庆后对比，就会得到一个巨大的反差，它同样将我们引向那个问题，是否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缺乏想象力或没有信心？

为什么有钱人更不喜欢社会主义？简单的回答是，社会主义中平等的价值大于自由的价值。对于穷人而言，平等比自由更重要。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同样作为超级有钱人，中国的马云和美国的巴菲特的心境有什么不同？马云知道，无论他如何有钱，只要这些钱还在中国，从根本上，他并不真正拥有这些钱。换句话，他可能会随时失去他的财富。在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财富，归根结底都属于人民。与之相反，巴菲特就不是这样。马云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不是企业家的朋友，更不是他们的代理人。资本主义国家是。所以，在极端情况下，同样是依法处置，巴菲特有把握影响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这些机构中充斥着他的代理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败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个别化的政商勾结和钱权交易，后者是制度化的金钱政治。

在法律层面上，社会主义可能让有钱人没有安全感。更让他们没有安全感的在于政治层面。由于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远大于自由价值，这就决定了，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决不允许政治家或国家成为企业家/资本家的代理人乃至仆役。如果一个企业家有这样的想法、倾向或行动，他就会被政治家打击。政治家不允许自己的背后坐着企业家，成为后者的牵线木偶。在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讨厌任何世家大族。他们讨厌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和阶级沟壑，讨厌普通人与有钱人的差别，比普通人与狗的差别还大的社会。

政治主义（我姑且这么说）认为，政治不是经济的某种高级设施，而在根本上是一种有别于经济主义的人类实践选项。我在这里无法充分论证这个命题，而只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更为熟悉的问题，那就是，革命的本质是什么？革命就是当整个社会被资本家（或一般意义上的有钱人控制），国家成为少数人的工具，无法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比如，讲道理、选举）来解决的时候，穷人从富人那里抢夺资本要素以重新组合的社会运动。革命当中，如果富人觉得穷人抢他钱需要讲道理，那他就还不懂什么是革命。

这些思考可能已使我们走的太远了。如果说，富人更不喜欢社会主义是真的，如果富人普遍离开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一个最为有趣的问题是，在理想模型下，设想剩下穷人的国家将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或许你会对这个国家产生某种同情，而这个国家的人们也会产生某种尴尬，为什么这个国家会被嫌弃？穷人共和国，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奇怪但在理论上有可能存在的东西。

当然，新的有钱人还是会产生。许多事情和问题还会周而复始。有没有什么实践或理论，能给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个奇怪假设的指南？我想，它应该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议题，并实际上以某种形似为人们所思考和探索了。这就是宗庆后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延伸阅读

读者如果感兴趣，不妨看看这篇文章，将其观点与本文对照，看看他们的议题和本文有什么不同，以及结尾那段在他们看来习以为常的描述：

钟睒睒说过：“只听一个单一的声音，那一定会让这个声音走向愚昧。”

遗憾的是，给企业家扣“卖国”帽子的现象，近年屡屡发生。

一些所谓的大V博主，利用民粹、反智、极左、网暴各种企业、各种人。

以至于现在很多企业家都战战兢兢，不敢露头，甚至都不敢出来说话了。

有的人甚至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以寻求资本安全。

有人说，钟睒睒的儿子是美国国籍。

我想问问，如果仅仅抓住这个就把人家老子，还有企业往死里踹，会导致什么？

相信我，后果一定是越来越多的富人把孩子转成外国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