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内外在视角张力——以政治学习为切入
我来到这个学校，得知处级以上干部每 5 年要学习 500 多学时，处级以下也得每年不少于 90 学时。每周都有例会，全部用于政治学习。有时候还得加时间学习。
然而，曾查出的学校的某些人的腐败又是触目惊心的，它是大面积的、塌方式的腐败。即便是到现在，如果仔细观察，政治学习又有哪点落实到实际的工作当中了呢？每周都有政治学习，却从没有业务交流，比如教研室会议。课程的大纲、命题，领导一个人说了算。似乎也没有机制让基层干部对具体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
当政治学习频繁到司空见惯时，反而可能起到某些反面作用。人们会以为政治学习就是政治学习，和日常工作没有关系。政治学习所营造的政治压力，反而还会让基层干部不敢主动反馈意见。
我不清楚还有多少机关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似乎反映出我们的政治学习的某些问题来。现实原因不允许我在这里详细讨论，不过我可以简单谈两点。
第一，当前的政治学习内容，多数是从内在视角的直接宣布，而缺乏足够的从外在视角的间接解释，学习者有可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内在视角就是直接站在内部实践者的角度来思考和陈述实践的宗旨、愿景、精神、正当性、合法性等等的。通常，内在视角者带着对实践的接受和赞美，而没有足够充分的批判和反思（并不是没有，而是比例和深度有限）。而外在视角是间接地站在外在观察者的角度来观察和描述实践。
外在视角往往不会使用内部实践者的话语或概念，而可能发明一种不同于实践内部话语的概念体系，比如，实践者宣称自己在做的或想的是 x，而外部观察者认为其实际做的或想的是 y。
比如，当内部实践的人认为自己有高于一般社会群众的道德和纪律要求，并将其作为领导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时，外在视角则可能会用比如说“教士集团”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个群体。（很显然，这对于内部实践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冒犯。）
此外，外在视角尤其会解释实践的原因而不是理由，而内在视角往往只会解释理由，对原因的讨论往往只能停留在某些层面。这是因为，外部视角的目标是为所观察的实践确立某种模式或类型（其理智活动更多的是解释（explain）），而不是站在实践内部探索如何更好地开展实践（其理智活动更多的是证成（justify））。为此，外在视角经常需要联系更长远的历史，通常将当前所观察的实践置于其中，将其建构成众多历史模型中的一种，并与历史上的其他实践类型对比，以发现其所谓“实质”。
举个例子。两个内部实践者可能会激烈争论在他们的社会，奴隶制是不是公正的。外部观察者则试图给出说明，当他们争论“奴隶制是不是公正的“，他们实际上在争论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争论，他们的争论与历史上其他类似的争论有什么区别，而不是像内部实践者那样，直接就这个问题给出实指性的观点以及论据。
然而，任何复杂的实践都不能容忍内部盛行外在视角的讨论，因为这会消解实践成员对实践宗旨的承诺，由卷入其中变得超然其外。这是人类实践面临的特别重要的问题：任何实践需要一定的不问原因、不明其理的承诺或献身，但这又容易导致对实践的原因和理由理解不深；然而，一旦广泛深入讨论原因和理由，又可能极大消解和破坏对实践的承诺或献身。任何实践都不能由一种彻底的理论提供指导。一种彻底的理论大概又只能由外在观察者提供，而这种观察又往往在实践的终了才能获得。
如果实践者注意不到这些问题，对实践的自我理解和标榜完全是内在视角的，就可能面临一个问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终减弱或丧失对实践的承诺或献身，变成“两面人”、“阴阳人”。
特别是，当教育实践者的外部现实成为历史时，这一点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老一辈的人会从他们的政治教育中获得更多，因为他们不仅学习了理论，还有机会将其与现实对照。
第二，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相当的复杂。首先，应当容许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外部视角讨论。其次，要培养公民公共讨论的理智能力，使得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外部视角讨论不会威胁到实践。这两个问题都需要长期的准备，需要更加成熟的政治理论和公共教育来推进。
以法学为例，在改开之后的最初几十年，法学内部的大量知识分子是自由派。他们直接以各种方式暗中批评当局，以各种方式向学生灌输西方价值理念。由于一些学者的政治幼稚病，不能完全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事业、党的领导的正确和伟大(比如人民法院法的起草者之一曾想将“人民”去掉)。不过，他们在许多方面的呼吁，确实对我们的法治和政治建设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当时我们正处于大量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的阶段，所以大抵而言，这些理论和主流实践仍在一个方向上。所以，过去的法学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那一时期，法学“接得住”实践。
然而，当前的情况是，法学，特别是法理学“接不住”实践了。我们当前的实践正经历非常重要的转变，专注于主体性建设，而不是学习西方。以往对西方欣赏有加的法学家变得不合时宜。他们的声音变得微弱了，在年轻一代的课堂上，他们不再是“真理英雄”了。面对新的西方现实，他们不能更新自己的西方理论，也没有能够回应自己的实践。
另一方面，得到官方认可的法学理论家，又主要是内在视角的。外部视角的法学理论已经萎靡，自身也存在严重缺陷。中国法学，作为对官方学说（其地位决定了它必须主要是内在视角的）的补充和辅助，一个根本问题是，哲理性的、概念性的法哲学在其刚刚发育不久，就迅速枯萎了，而法律社会学本身严重的缺陷，不能承担处理实践的重任。
当然，仍然还有一些学者，坚持做西方人的学徒。或许，在他们看来，当前高度自信的现实仅仅是短暂的插曲，根本上说，西方的实践和理论仍有我们需要大量学习的东西，而从长远上说，当我们的实践遭遇危机，还是会回到学习状态之中。
批评一些学者对变化了的现实无动于衷，或者批评一些学者对一时的现实过分在意，似乎都有道理。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指出的是，当前和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法学，作为对官方学说的补充和辅助，无法“接得住”我们的实践了。
当理论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使得实践缺乏来自外部视角的必要观察和反思，就会使内部视角的意识形态教育失效。任何复杂的实践，必须是批判性反思的实践，唯有批判性反思的实践才能维持长久，而批判性反思不能仅仅依靠内在视角。
实践如果面临极大危机，这样一种情况甚至会出现：昨天，每个人还都在学习政治理论，满脸真诚；但就是在今天，实践遭受了内部或外部猛烈的攻击，轰然倒塌。这会是最为震撼人的事情之一。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辅助性理论，补充内部视角的理论，对其进行再反思、再加固、再更新，不过这又是许多更深刻的问题了。我将在其他的文章中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