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与相信
我们已经阅读了大量的文献。我们既有一种担忧,又有一种自信。我们的担忧在于,无论是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而文献是无限的;所以每当我们觉得可以在某一刻稍作休息时就会想要阅读从未接触的材料,只要我们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信息,我们对之前的满足感到后怕;不但如此,当我们看到其他一些人如天文数字般的阅读量,便不免要担心自己是不是配声称在研究学问。我们的自信在于,当我们确实阅读了我们的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之后,便觉小有成就,再去阅读一些次要二手文献时便不免对它们品头论足,我们觉得自己有了很多想法、理论乃至思想:我们觉得自己有了知识。
然而有时候,无论是上述担忧还是自信,都是成问题的。担心自己遗漏了某个作家或著作,以为若不曾阅读它就显得不够完满;或者,在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献之后感觉自己有了学问。这两种研究状态如不加以审视,是会不断纠缠着一些认真的研究者的,并且会使他们不能注意到真正的问题。我以为,很多时候,担忧自己阅读的文献不够多,或者因阅读一定数量的文献后而觉得自己有了学问,这都不过是精神错乱。
我们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堆混乱、彼此冲突、谱系不明的观念、概念、观点或论述。我们的心灵时常被虚荣所诱惑,或者被懒惰所贻误,只是稍稍审视自己从不同文献中获得那一个个句子的意思,就不免感到满意。我们在书上不断地画着“重点”,我们在笔记中重复着文献中的经典论述。这一本书的那一段某一个段落的句子好有道理,画下并摘抄,以备他日引用。我们就这样获得了一个个“知识”,它们就像水晶般透彻并且被打磨得形状齐整。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知识的结晶”放置在我们“知识库存”当中。这个过程不由得使我想起“搬砖”的场景。即便我们拥有再多“知识”,回顾我们知识的庭院,它们最多也就是被摆放得较为整齐了点而已。
我们不妨再看以这种方式研究的人是如何写作和论辩的。对于一个特定主题,他从库房中搬出了上面贴着“柏拉图”标签的一块转,接着又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康德”,由此证明了他所掌握的“知识”,接下来主要的工作在于围绕这些“知识”做一些评论,比如,“它们都很有道理,但也有各自的不足,至于我自己:我认为应当结合它们的优点,摒弃它们的缺陷”。以这种方式与人论辩的人也特别容易令人印象深刻,“你等着啊,我拿块‘康德’砸你,还有‘罗尔斯’、‘德沃金’……怎么样,投降吗?”于是,理论探讨成了“知识狗斗”。
明智的人认识到,研究学问不应当单纯地“搬砖”,而是要“建筑”。既然是建筑,那我们就是务必保持信念体系的融贯。这样,就不是什么“知识”都可以放在体系当中的。当我们获得了一块“知识结晶”,我们得考虑这块砖该放在我们的建筑的哪个位置;如果哪个位置的豁口不适应这块“知识结晶”的性状,我们要么修改豁口的性状,要么修改“知识结晶”性状。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选择直接放弃已在建筑上的那些砖块,有的时候我们则迟迟不能为这幢正在建造中的建筑增加任何砖块。这样,如果说我们能有什么真正的知识,那我们只能说,我们只有一个知识,一个我们能够妥当、融贯处置我们所拥有的无数观念的知识。只要我们的心灵不至于太懒惰,只要我们不被虚荣冲昏头脑,我们就应当是接近这样一种状态的。
这两种对比看起来很容易解决我们的一些疑惑,但问题远比这更复杂。首先必须给我们这些普通人泼上一盆冷水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形成什么体系。我自己感觉自己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体系,我也感觉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同样如此。对于那些以为自己可以拥有融贯体系的人,我们彼此之间只要稍微进行一些对话就将彼此拆穿了。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博学的人的一些情况。
对于那些研究过休谟,又读过康德,或者曾在哲学的领域探索良久,那么至少可以公正地说,我愿意称这些人是博学的人。我想问一下其中一位博学的人,若您读过休谟和康德,您最终的观点如何?我猜您该不会像那些“搬砖”的人对休谟和康德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吧。我设想了您的一种说法,您说:“休谟可以被认为是康德先验哲学的重要启示,所以可以认为休谟在哲学史上具有一个重要的过渡作用。(又或者是)(休谟的怀疑主义哲学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并没有真正解决,而康德很成功地解决了休谟的问题,这样,康德成功捍卫并节制了理性,抵挡了怀疑主义的不良影响。)”我对您的这种观点并不表示什么意见,我甚至一点也不惊讶您会这么说,因为许多像您这样博学的人都有这般说法。我只是不能相信,您是如何能够确定自己是完全相信了康德的体系而拒斥了休谟的体系的?或者,说自己最终相信的是休谟而不是康德,或者两者之间无论什么组合。我不相信您能够声称这一点,正如我不相信大多数对休谟、康德侃侃其谈的人能够有能力宣称自己站在了哪一种立场上了。那不过是一种虚晃的假把式,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是我们彼此之间交际的手段,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我不否认有些更“接近”了他们中的一些体系。这些人远比我聪明,所以我相信他们有资格在我和他的交谈中训斥我的幼稚想法。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些人当中的一些人因而变得更加放肆了,仗着自己卓越的头脑不断开拓知识的疆域,将更多彼此冲突的哲学家纳入学习、思考和评价的范围。我们会发现,他们对那些哲学家指指点点,颇显意气风发。但这有什么意思呢?生命是有限的,而俗事却是无穷的。你在休谟的体系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呢?你又在康德的体系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呢?我们是怎么奢望自己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各个体系的?我不反对去学习各个理论家的著作——如果我们局限于个别理论而期望能够读懂那一定是幻想,但我们要谨记自己实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上,若我们能够真正相信某个体系,那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我不相信我自己能够真正置身于休谟和康德的体系之外,或者把一个体系当做是另一个体系的准备或过渡什么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不打断花费太多口舌,我只想讲一个问题:“说出”与相信。我们的知识思考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各种观念、概念、理念、论述、观点无不以语言为媒介。当我们说出一句话、很多话,我们是否真的懂得自己在说什么?当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很多文章,我们是否真正在阐述知识?甚至当我们复述理论家的著作中的段落,我们是否又真正懂得它们究竟在说什么?我们被自己能够说出的语词量给迷惑了。我们以为,能够说出大量复杂深奥晦涩的句子就是在谈论理论了。于是我们就能明白,担忧文献掌握太少好像就是担心自己能够说的句子不够多。对此我想说的是,“说出”与相信是两码事。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一本书很难?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文章写完后就不想再看?阅读“天书”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现在的回答是,最起码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所遭遇的这些句子(无论是自己写的还是看别人写的),仔细思考起来我们发现,我们并不真正清楚它们的“指称”。一本书之所以难懂,最起码的原因就是,我们根本不清楚我们自己所阅读的那些句子中的语词到底指向什么东西。随着我们感觉难度在降低,我们就会发现,那首先是因为书中的语词的指称是那么的清晰,最后它几乎变成了常识。
2019/04/29 江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