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无宁日：对应急广播的反思

儿时的广播

在我的印象中，我很小的时候，每个庄里都有一个大喇叭。这个喇叭背后的制度，应该可以追溯至建国之初。这个喇叭播放的东西应该有很多种类的，不过我有印象的很少。我现在仍记得，每当晚饭时，村长的声音就会出现在广播之中。大多数时间，他不是在念上级通知或宣传政策，而是在骂街。广播里，他经常对一些不太配合他工作的生产队或个人提出批评、训诫甚至恐吓。骂街常常能够持续一两个小时，直到筋疲力竭。更有甚者，他会在喝酒后去广播站，然后对着话筒发酒疯。

中国老百姓的政治忍耐能力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不过，这还是招来了一些人的憎恶。在我的印象中，大喇叭经常被在夜里偷偷砸烂。每次刚修好喇叭，就会迎来村长的咆哮。在我的印象中，村口的电线杠上的喇叭几乎都是被砸的坑坑洼洼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村长正在喇叭里咆哮，小孩子们捡起石头纷纷砸向大喇叭。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更讨厌大喇叭的宣传形式本身，还是更讨厌使用大喇叭“宣传”的村长。

这个村长当了应该有十多年。大概在2000年以后，村里开始搞村长选举，他就没能再当村长了。听我父亲说，在他当村长时，经常公款吃喝。债主时常到村委会讨债。据说，欠债高达30万元。2000年以前30万元！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许久不敢相信。要知道，我初中住校每星期的生活费只有5元，还直接在课堂上饿晕过。他不当村长后，村里用了大概十年才一点点把债还上。

这个村长至今为止仍然好好的，并且长期是村民兵武装部长。他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后台。我现在想想，这个村长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村长特别典型的代表：未必有什么大的后台，当官就为虚荣和敛财，平时飞扬跋扈，但也没做什么大恶。这个村长落选之后，耿耿于怀，后来到省城告状，把新的一届贪腐的村委会集体告倒。这不过是豺狼扑倒鬣狗的故事。后来我堂哥当了好多年村长，而从我与他的交谈中发现，他也只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可以贪便宜的工具，至于为民谋福利，那是**。后来努力入党，也无非为此。

口罩时期的广播

在口罩时期之前，我已经大概二十年没有听到村广播了。昔日挂在村头电线杠上的村喇叭，不知从何时起不见了。那个时候当然还有各种宣传，主要是在公示黑板墙上，以及到处可见的墙面粉刷。应时的政策或信息，主要是靠人们的口耳相传。事实上，自然村并不大，政策和信息的传播靠这些就够了。

我们的村庄就这样度过了十几年宁静的时光。每当回想起这段时光，我总是能够想象在那些下起瓢泼大雨的漆黑夜晚，当时我经常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雷声、风声以及雨声，伸手不见五指。我曾想过，将来在城里工作和生活，应该还能够偶尔回到这里，享受那特别的宁静。

不过，口罩时期传染病的流行，打破了这份宁静。相信每个经历这个时期的人，都对当时狂轰滥炸般的广播印象深刻。一份通知，能从早上7点播到晚上8点，一天播上千遍，然后重复播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每天，先是村里要说话，后是镇里要讲话，然后是县里通知，然后是市里通知……县里和市里还会有不同的部门要发自己的通知。

白天，你几乎没法静下心做任何自己的事情。你无法沉思，无法读书，无法写作。每天像个狗一样，竖起耳朵等广播那边的官老爷们的耳提面命。当然，保命时期，防疫压倒一切。我相信，绝大多数讲道理的老百姓都对此给予了高度的理解和容忍，除了那些家就在大喇叭旁边的人。

我自己当然也讲道理。在网上看到政府网站的噪音投诉，得到的回复最多的是，“现在是特殊时期，执行战时政策”。然而，有两点问题，在当时和现在，我都认为是值得提出和审视的：

第一，这些官员把老百姓当成一个信息得重复听一万遍的傻子。那些通知确实是重要的，其中的一些要求也确实应当配合。但是，有必要把一个通知连续狂轰滥炸一两个月吗？难道老百姓听了哪怕一百遍后还记不住吗？

第二，这些官员把老百姓当成他们喂食规定动作的接收器。他们真的认为一个信息得听一万遍才能记住吗？不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政治压力层层传导，各级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的压力是很大的。这要通知，那要检查，一大堆规定动作，搞不好就丢乌纱帽。如果只把一个通知放一个星期，将来发生了问题，上头就可能会责怪他们没做或者做的不够。于是就把一个通知一直播下去，直到同一事项上有了新的通知。如果期间出了任何事情，至少已经重复一万遍且仍在重复的广播可以证明，工作他们是做了的。可见，压力经过层层传导，最终还是落在了老百姓身上。不断重复的广播的真正意味并不是，“群众已经听了一万遍政策”，而是，“我们已经宣传了一万遍政策”。

以上两点折射了特别有趣的政治问题。到底基层官员是如何看待老百姓的？在平时，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不明显，而极端时期则提供了一个测试机会。基层官员的主要当然动机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在平时，上级的政治压力和政策没有那么高的强度和密度，官员们可在执行政策时，添加一点对老百姓的真实关怀。毕竟，官员也是人，也是从群众中走出去的。但是在极端时期，当上级的政治压力如山崩海啸般袭来，官员们的全部动机和行动都变成了，执行上级政策和命令，而这就需要一个接收器。只要有接收器，只要不断地喂食接收器，只要这个过程持续进行，政治压力的传导就不会堵塞，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除了接收器。

后口罩时期的广播

2023年年初，传染病停止了它的屠戮。2023春节期间，我在家过年。当时的广播每天7点开始播音半小时或一小时，然后9点多又开始，然后是11点，18点，最晚会播到晚上9点。这些播音内容既有重复了几千遍的通知，还有各类商业广告（什么超市抽奖，饭店招工），源头不止有市县，还有村镇。

这让我难以忍受。口罩时期已经结束了，这帮人放大喇叭还上瘾了。我相信，这是许多老百姓最直接和最自然的想法。大量政府门户网站的投诉案件，反映了这一点。我所以难以忍受，除了前面最基本的理由之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一点：这些广播已经把村民们事实上变成了官员们喂食政策的鸭子。想一想，白天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响起喇叭。几乎不用做任何需要深思熟虑或者需要昏昏欲睡的事情。小孩不能学习，老人不能休息。每天都活在等待下一波噪音轰炸的烦躁之中。可以说，老百姓的全部注意力都给了官员们，成了被提着脑袋填食的鸭子。而这一切只为成就他们的空洞的政绩。

凭什么？为什么？官员们没有认识到这是个特别重要的政治问题吗？这样做到底把老百姓当成什么了？或许多数村民也就是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噪音扰民问题，其实这只是浅层问题，深层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政治问题。

愤愤不平的我拨打12345，投诉本市的应急广播。我还在省广电局门户上发起投诉，对照本省出台的《应急广播暂行办法》，提出了本市应急广播存在的明显违规行为，有理有据。大概半个月，经过多番催促，我得到了回复。县文旅局的人直接给我打电话，特别客气地询问问题。然后是村里负责广播播放的人登门道歉，希望我在回访时，说我说的问题不存在（例如，我其实没有听到的商业广告）。经过一番折腾，在特别短暂的时间内，世界安静了。最初两天，广播音量被调小，来源于村和县的重复通知被撤下，每次播音时间也大幅压缩，后来，干脆完全停播了，直到我回学校都没有再播。当时对自己投诉的力量还是感到了一点惊讶，和一点小小的后怕。现在想来，当时应该是暂时停播整顿了。

今年回家过年，在父亲接我的路上，我询问是否广播还在播放。当时想，口罩时期已经过去一年，这玩意儿应该不会还没死吧？父亲回答说，现在一天播三次，每次大概二十分钟，不过声音都挺小的。说真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回家过年的热情骤减50%。

确实如父亲所说。每天早上七点半，你会被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叫醒（是的，最高领导人每天都喊你起床）。然后，在中午，你会听到各种有的没的信息。晚上，你还能听五分钟广播剧。然而，由于现在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事情，所以很明显能够看到，广播内容在凑数。当然，每当下雪，还要出个防寒常识宣传，并且，在下午5点提前播出半小时（特别节目）。偶尔，凌晨两点播放一个大雾警报通知，又在凌晨5点播放大雾警报解除通知。也就是说，“应急”广播播应急内容是额外内容，不能影响常规“应急”内容。

他妈的，当老百姓是傻子？几千年了，还不会那点防寒小常识？他妈的，老百姓是你的政策鸭子，半夜要听你塞食狗屁大雾警报？除了地震、空袭等真正紧急的事件，你能闭嘴吗？老百姓没有看电视吗？年轻人不会跟老人说话吗？好多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在刷抖音你知道吗？什么年代了，把村民当文盲？

这个家乡不那么美好了。

经过简单了解，本市的应急广播是市、县、区（乡）一体的，也就是说，城市的社区和农村的村庄都会每天听到相同的广播。一时间，我真的有点时空错乱的感觉。去年，我还以为只有农村是这样，当时的批评主要是，把农村人看成需要听一万遍才能记住的傻子，没想到的是，本市官员把全市群众都看成这样的傻子。想想那画面吧，街头巷尾每天三次的“应急”广播。

本市还不忘宣传自己的成就。本省广电局门户上有本市的宣传稿。应该是全省成绩最好的。不但如此，还上了国家广电局的门户新闻。翻开一条新闻，本市在2022年6月声称自己没有一条错播，而2023年的2月，我还在投诉它多源头播放商业广告。

我还了解到，2021年，本市——一个穷到掉渣的市——的应急广播系统就耗费了2800万元。为了这个系统，也成立了新的部门，配备了新的人员，俨然成为一个利益群体，即使他们每天做的工作都对老百姓毫无用处，想要在最近二十年革除，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我还了解到，本省的其他市虽然相比本市后进（比如，多数市还只是在农村推广，并没有把应急广播塞到小区，至少节目还没有），但既然有了政绩诱惑，应该会积极跟进。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其他市的相关投诉。

这个省不那么美好了。

我询问了一些在其他省份的朋友，很多反馈说他们那里没有这个玩意儿。不过，我在网上了解到，许多其他省市也在积极推进这个体系的建设，并且，也有相关的群众的投诉。一时间，我竟不知以后该往哪里逃，才能不听到“应急”广播。想想吧，当你在上海或广州的小区，每天早上被最高领导人叫醒，是怎样的一幅画面？

几点评论

首先，我非常支持国家建设应急广播体系，覆盖农村和城市，平原和山区，海上和陆上，以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战争动员等紧急问题。然而，部分地区，为了政绩和献媚，行“应急”之名，却无“应急”之实。“应急”广播成了政宣广播。如果它的宗旨是“战时应急、平时服务”，那为什么只叫“应急广播”？

第二，如果现在全国范围建设的广播体系不只是“应急”广播，而是“应急政宣”广播，那么就有必要审议一个问题，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党和国家的政策应当为群众所了解。但是，是不是应当通过这样一种强制方式？新闻联播宣传政策，但你可以打开电视也可以关掉电视。人民日报宣传政策，但你可以读也可以不读。每个人，因不同的年龄、阅历和岗位，需要对政策有不同的了解。或许作为一个普通市民，遵纪守法，勤恳劳动，就足够了。事实上，宣传也无所不在，从学校教育到互联网热搜。群众以各种方式和机遇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方针。我没有资格说这些就已经足够，然而把耗资上百亿建设的应急系统用于政治宣传，是否真的有必要呢？

第三，臆想群众需求，沉迷于自我感动。许多新闻里说，他们经过了调研，应急广播很受群众欢迎，甚至要求增加广播数量，说什么群众对广播“翘首以盼”。我对此表示一万个怀疑。从目前本市的实践看，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没用的，也根本没有人会听。谁会想到，在这个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在刷抖音的时代，还有人听你五分钟的广播剧？他们宣称，自己在为民服务，打通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改变农村“信息孤岛”状况，老百姓特别喜欢，好像他们为群众做了多么好的事情。而其实，老百姓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有的没的的非应急广播给折磨着。

第四，这种政宣广播最大的问题是，强制性地占用群众听力。它把群众变成被动的政策接收器。除非特殊或紧急时期，通常的宣传媒介应该是柔性的，接收者可以回避，并出于自己的个人需要在不同程度上接收信息。横幅也是一种宣传，但你可以仔细驻足看，也可以一瞥而过。调频广播也类似。而不能关掉的大喇叭则不然，它是那种耳提面命的媒介。这决定了，这种宣传媒介，一是要尽量少，不要影响群众生活生产，二是要尽量用于紧急情况。官员其实一直在搞各种政绩工程。本县过去三十年就搞了许多政绩工程，每个工程都耗资巨大。比如二十年前全县范围兴修水渠，然后几年后被破坏殆尽；比如仅仅我们村挖河沟就耗资500万元，但这些沟现在啥也没有，连个水也没了。这些工程让官员们捞了巨大政绩好处，但说实在的，老百姓也没得到直观的坏处（当然税收议题另说）。然而，应急广播这项政绩工程不同，它强制占据人们的听觉，让人们无所遁形，官员捞了好处，而群众跟着遭罪。

第五，这项工程，就“战时应急”而言，在根本上利国利民，由于“平时服务”这一含糊不清的方针，被部分地方政府变成新的政绩增长点，被相关行业变成新的业绩增长点。可以说，部分地区对应急广播的使用，恰恰是去做人民群众最不需要的事情，与党的精神相悖。

我不知道这项工程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将来有一天，无论你睡在哪个地方，都会被最高领导人讲话叫醒，并且每天的思考和工作多次被广播打断，我所想到的就是“永无宁日”这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