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无宁日:对应急广播的反思
儿时的广播
在我的印象中,我很小的时候,每个庄里都有一个大喇叭。这个喇叭背后的制度,应该可以追溯至建国之初。这个喇叭播放的东西应该有很多种类的,不过我有印象的很少。我现在仍记得,每当晚饭时,村长的声音就会出现在广播之中。大多数时间,他不是在念上级通知或宣传政策,而是在骂街。广播里,他经常对一些不太配合他工作的生产队或个人提出批评、训诫甚至恐吓。骂街常常能够持续一两个小时,直到筋疲力竭。更有甚者,他会在喝酒后去广播站,然后对着话筒发酒疯。
中国老百姓的政治忍耐能力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不过,这还是招来了一些人的憎恶。在我的印象中,大喇叭经常被在夜里偷偷砸烂。每次刚修好喇叭,就会迎来村长的咆哮。在我的印象中,村口的电线杠上的喇叭几乎都是被砸的坑坑洼洼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村长正在喇叭里咆哮,小孩子们捡起石头纷纷砸向大喇叭。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更讨厌大喇叭的宣传形式本身,还是更讨厌使用大喇叭“宣传”的村长。
这个村长当了应该有十多年。大概在2000年以后,村里开始搞村长选举,他就没能再当村长了。听我父亲说,在他当村长时,经常公款吃喝。债主时常到村委会讨债。据说,欠债高达30万元。2000年以前30万元!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许久不敢相信。要知道,我初中住校每星期的生活费只有5元,还直接在课堂上饿晕过。他不当村长后,村里用了大概十年才一点点把债还上。
这个村长至今为止仍然好好的,并且长期是村民兵武装部长。他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后台。我现在想想,这个村长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村长特别典型的代表:未必有什么大的后台,当官就为虚荣和敛财,平时飞扬跋扈,但也没做什么大恶。这个村长落选之后,耿耿于怀,后来到省城告状,把新的一届贪腐的村委会集体告倒。这不过是豺狼扑倒鬣狗的故事。后来我堂哥当了好多年村长,而从我与他的交谈中发现,他也只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可以贪便宜的工具,至于为民谋福利,那是**。后来努力入党,也无非为此。
口罩时期的广播
在口罩时期之前,我已经大概二十年没有听到村广播了。昔日挂在村头电线杠上的村喇叭,不知从何时起不见了。那个时候当然还有各种宣传,主要是在公示黑板墙上,以及到处可见的墙面粉刷。应时的政策或信息,主要是靠人们的口耳相传。事实上,自然村并不大,政策和信息的传播靠这些就够了。
我们的村庄就这样度过了十几年宁静的时光。每当回想起这段时光,我总是能够想象在那些下起瓢泼大雨的漆黑夜晚,当时我经常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雷声、风声以及雨声,伸手不见五指。我曾想过,将来在城里工作和生活,应该还能够偶尔回到这里,享受那特别的宁静。
不过,口罩时期传染病的流行,打破了这份宁静。相信每个经历这个时期的人,都对当时狂轰滥炸般的广播印象深刻。一份通知,能从早上7点播到晚上8点,一天播上千遍,然后重复播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每天,先是村里要说话,后是镇里要讲话,然后是县里通知,然后是市里通知……县里和市里还会有不同的部门要发自己的通知。
白天,你几乎没法静下心做任何自己的事情。你无法沉思,无法读书,无法写作。每天像个狗一样,竖起耳朵等广播那边的官老爷们的耳提面命。当然,保命时期,防疫压倒一切。我相信,绝大多数讲道理的老百姓都对此给予了高度的理解和容忍,除了那些家就在大喇叭旁边的人。
我自己当然也讲道理。在网上看到政府网站的噪音投诉,得到的回复最多的是,“现在是特殊时期,执行战时政策”。然而,有两点问题,在当时和现在,我都认为是值得提出和审视的:
第一,这些官员把老百姓当成一个信息得重复听一万遍的傻子。那些通知确实是重要的,其中的一些要求也确实应当配合。但是,有必要把一个通知连续狂轰滥炸一两个月吗?难道老百姓听了哪怕一百遍后还记不住吗?
第二,这些官员把老百姓当成他们喂食规定动作的接收器。他们真的认为一个信息得听一万遍才能记住吗?不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政治压力层层传导,各级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的压力是很大的。这要通知,那要检查,一大堆规定动作,搞不好就丢乌纱帽。如果只把一个通知放一个星期,将来发生了问题,上头就可能会责怪他们没做或者做的不够。于是就把一个通知一直播下去,直到同一事项上有了新的通知。如果期间出了任何事情,至少已经重复一万遍且仍在重复的广播可以证明,工作他们是做了的。可见,压力经过层层传导,最终还是落在了老百姓身上。不断重复的广播的真正意味并不是,“群众已经听了一万遍政策”,而是,“我们已经宣传了一万遍政策”。
以上两点折射了特别有趣的政治问题。到底基层官员是如何看待老百姓的?在平时,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不明显,而极端时期则提供了一个测试机会。基层官员的主要当然动机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在平时,上级的政治压力和政策没有那么高的强度和密度,官员们可在执行政策时,添加一点对老百姓的真实关怀。毕竟,官员也是人,也是从群众中走出去的。但是在极端时期,当上级的政治压力如山崩海啸般袭来,官员们的全部动机和行动都变成了,执行上级政策和命令,而这就需要一个接收器。只要有接收器,只要不断地喂食接收器,只要这个过程持续进行,政治压力的传导就不会堵塞,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除了接收器。
后口罩时期的广播
2023年年初,传染病停止了它的屠戮。2023春节期间,我在家过年。当时的广播每天7点开始播音半小时或一小时,然后9点多又开始,然后是11点,18点,最晚会播到晚上9点。这些播音内容既有重复了几千遍的通知,还有各类商业广告(什么超市抽奖,饭店招工),源头不止有市县,还有村镇。
这让我难以忍受。口罩时期已经结束了,这帮人放大喇叭还上瘾了。我相信,这是许多老百姓最直接和最自然的想法。大量政府门户网站的投诉案件,反映了这一点。我所以难以忍受,除了前面最基本的理由之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一点:这些广播已经把村民们事实上变成了官员们喂食政策的鸭子。想一想,白天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响起喇叭。几乎不用做任何需要深思熟虑或者需要昏昏欲睡的事情。小孩不能学习,老人不能休息。每天都活在等待下一波噪音轰炸的烦躁之中。可以说,老百姓的全部注意力都给了官员们,成了被提着脑袋填食的鸭子。而这一切只为成就他们的空洞的政绩。
凭什么?为什么?官员们没有认识到这是个特别重要的政治问题吗?这样做到底把老百姓当成什么了?或许多数村民也就是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噪音扰民问题,其实这只是浅层问题,深层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政治问题。
愤愤不平的我拨打12345,投诉本市的应急广播。我还在省广电局门户上发起投诉,对照本省出台的《应急广播暂行办法》,提出了本市应急广播存在的明显违规行为,有理有据。大概半个月,经过多番催促,我得到了回复。县文旅局的人直接给我打电话,特别客气地询问问题。然后是村里负责广播播放的人登门道歉,希望我在回访时,说我说的问题不存在(例如,我其实没有听到的商业广告)。经过一番折腾,在特别短暂的时间内,世界安静了。最初两天,广播音量被调小,来源于村和县的重复通知被撤下,每次播音时间也大幅压缩,后来,干脆完全停播了,直到我回学校都没有再播。当时对自己投诉的力量还是感到了一点惊讶,和一点小小的后怕。现在想来,当时应该是暂时停播整顿了。
今年回家过年,在父亲接我的路上,我询问是否广播还在播放。当时想,口罩时期已经过去一年,这玩意儿应该不会还没死吧?父亲回答说,现在一天播三次,每次大概二十分钟,不过声音都挺小的。说真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回家过年的热情骤减50%。
确实如父亲所说。每天早上七点半,你会被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叫醒(是的,最高领导人每天都喊你起床)。然后,在中午,你会听到各种有的没的信息。晚上,你还能听五分钟广播剧。然而,由于现在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事情,所以很明显能够看到,广播内容在凑数。当然,每当下雪,还要出个防寒常识宣传,并且,在下午5点提前播出半小时(特别节目)。偶尔,凌晨两点播放一个大雾警报通知,又在凌晨5点播放大雾警报解除通知。也就是说,“应急”广播播应急内容是额外内容,不能影响常规“应急”内容。
他妈的,当老百姓是傻子?几千年了,还不会那点防寒小常识?他妈的,老百姓是你的政策鸭子,半夜要听你塞食狗屁大雾警报?除了地震、空袭等真正紧急的事件,你能闭嘴吗?老百姓没有看电视吗?年轻人不会跟老人说话吗?好多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在刷抖音你知道吗?什么年代了,把村民当文盲?
这个家乡不那么美好了。
经过简单了解,本市的应急广播是市、县、区(乡)一体的,也就是说,城市的社区和农村的村庄都会每天听到相同的广播。一时间,我真的有点时空错乱的感觉。去年,我还以为只有农村是这样,当时的批评主要是,把农村人看成需要听一万遍才能记住的傻子,没想到的是,本市官员把全市群众都看成这样的傻子。想想那画面吧,街头巷尾每天三次的“应急”广播。
本市还不忘宣传自己的成就。本省广电局门户上有本市的宣传稿。应该是全省成绩最好的。不但如此,还上了国家广电局的门户新闻。翻开一条新闻,本市在2022年6月声称自己没有一条错播,而2023年的2月,我还在投诉它多源头播放商业广告。
我还了解到,2021年,本市——一个穷到掉渣的市——的应急广播系统就耗费了2800万元。为了这个系统,也成立了新的部门,配备了新的人员,俨然成为一个利益群体,即使他们每天做的工作都对老百姓毫无用处,想要在最近二十年革除,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我还了解到,本省的其他市虽然相比本市后进(比如,多数市还只是在农村推广,并没有把应急广播塞到小区,至少节目还没有),但既然有了政绩诱惑,应该会积极跟进。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其他市的相关投诉。
这个省不那么美好了。
我询问了一些在其他省份的朋友,很多反馈说他们那里没有这个玩意儿。不过,我在网上了解到,许多其他省市也在积极推进这个体系的建设,并且,也有相关的群众的投诉。一时间,我竟不知以后该往哪里逃,才能不听到“应急”广播。想想吧,当你在上海或广州的小区,每天早上被最高领导人叫醒,是怎样的一幅画面?
几点评论
首先,我非常支持国家建设应急广播体系,覆盖农村和城市,平原和山区,海上和陆上,以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战争动员等紧急问题。然而,部分地区,为了政绩和献媚,行“应急”之名,却无“应急”之实。“应急”广播成了政宣广播。如果它的宗旨是“战时应急、平时服务”,那为什么只叫“应急广播”?
第二,如果现在全国范围建设的广播体系不只是“应急”广播,而是“应急政宣”广播,那么就有必要审议一个问题,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党和国家的政策应当为群众所了解。但是,是不是应当通过这样一种强制方式?新闻联播宣传政策,但你可以打开电视也可以关掉电视。人民日报宣传政策,但你可以读也可以不读。每个人,因不同的年龄、阅历和岗位,需要对政策有不同的了解。或许作为一个普通市民,遵纪守法,勤恳劳动,就足够了。事实上,宣传也无所不在,从学校教育到互联网热搜。群众以各种方式和机遇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方针。我没有资格说这些就已经足够,然而把耗资上百亿建设的应急系统用于政治宣传,是否真的有必要呢?
第三,臆想群众需求,沉迷于自我感动。许多新闻里说,他们经过了调研,应急广播很受群众欢迎,甚至要求增加广播数量,说什么群众对广播“翘首以盼”。我对此表示一万个怀疑。从目前本市的实践看,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没用的,也根本没有人会听。谁会想到,在这个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在刷抖音的时代,还有人听你五分钟的广播剧?他们宣称,自己在为民服务,打通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改变农村“信息孤岛”状况,老百姓特别喜欢,好像他们为群众做了多么好的事情。而其实,老百姓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有的没的的非应急广播给折磨着。
第四,这种政宣广播最大的问题是,强制性地占用群众听力。它把群众变成被动的政策接收器。除非特殊或紧急时期,通常的宣传媒介应该是柔性的,接收者可以回避,并出于自己的个人需要在不同程度上接收信息。横幅也是一种宣传,但你可以仔细驻足看,也可以一瞥而过。调频广播也类似。而不能关掉的大喇叭则不然,它是那种耳提面命的媒介。这决定了,这种宣传媒介,一是要尽量少,不要影响群众生活生产,二是要尽量用于紧急情况。官员其实一直在搞各种政绩工程。本县过去三十年就搞了许多政绩工程,每个工程都耗资巨大。比如二十年前全县范围兴修水渠,然后几年后被破坏殆尽;比如仅仅我们村挖河沟就耗资500万元,但这些沟现在啥也没有,连个水也没了。这些工程让官员们捞了巨大政绩好处,但说实在的,老百姓也没得到直观的坏处(当然税收议题另说)。然而,应急广播这项政绩工程不同,它强制占据人们的听觉,让人们无所遁形,官员捞了好处,而群众跟着遭罪。
第五,这项工程,就“战时应急”而言,在根本上利国利民,由于“平时服务”这一含糊不清的方针,被部分地方政府变成新的政绩增长点,被相关行业变成新的业绩增长点。可以说,部分地区对应急广播的使用,恰恰是去做人民群众最不需要的事情,与党的精神相悖。
我不知道这项工程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将来有一天,无论你睡在哪个地方,都会被最高领导人讲话叫醒,并且每天的思考和工作多次被广播打断,我所想到的就是“永无宁日”这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