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使我们的世界膨胀

在汉语语词后加”性”形成一个新词，本是没有这种做法的，它对应于西文比如说英语中将单词的-ness 化或-ity 化。这使得该词命名了一种对象从而扩大了世界中的对象的数量，如果不加以节制，就会造成世界的膨胀。

我们的思考和写作主要说明两个基本问题，（1）“是什么”，也可以说有什么东西存在；（2）“怎么样”，即是说这东西怎么样。一开始，我们用语词来指称世界中的对象。比如，我们用“狗”指称狗。如果我们将“狗”性化为“狗性”，似乎就为这个世界引入了一个新的对象，于是我们以后可以说，这条狗所以咬人是因为它有狗性。再如，你说“我和你偶然地相遇”，本来只说了关于这个世界中的两个对象，即你和我，但如果你说“我们的关系属于一种偶然性”，你又为世界引入了至少两个对象——关系和偶然性，其中关系之所以也被作为对象引入是因为“偶然”的性化，而你又同时说我们的关系属于那种偶然性。照此我们可以问，我们都看到了世界中所有的红色，有没有“红性”呢？两个年轻人说他们在“谈恋爱”。并且有一天女生对男生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爱情，那么“有爱情”和“有胳膊”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的谈论往往分不清哪些是本来有的世界的对象，哪些是我们的引入，以至于不久以后就会煞有介事的地谈论各种“性”，好像我们在谈这个世界的真实对象一样。世界的确在我们头脑中膨胀了。

你想理解何为公正，然后你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说它符合妥当性；这正如你想理解为何狗会咬人，你的解释是，这符合狗性。解决问题了吗？什么是妥当性，什么是狗性？如果妥当性和狗性比公正和狗更让人难以捉摸，我们的收获就并不大，其效果可能如下：如果你对我说“狗咬了——”，我不理解，你接着说“狗咬了树”，我理解了；你如果说“狗咬了空气”，我还是理解了；你如果说“狗咬了我的人性”，我就不一定理解了。之所以有这种不同，是因为，前两种情况里，狗咬的都是我们能理解的世界中的对象，第三种情况不是。

我们一般能够在特定的文本中明确各种语词“性化”的本源：它或者只是各种对象的组合的缩略语（常常就是我们说的类），或者只是对某些对象共同拥有的特性的简称（常常就是我们说的属性）。然而，无论是类还是属性，都有别于我们最初谈论的那些对象。说我们讨论的对象不符合“某性”，并以此来鉴别其他对象，甚至将“某性”加入到层层嵌套的其他“性化”当中，我们能够谈论的东西比之前多得多了，但也许这并不是真实世界变膨胀了，而是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变膨胀了。有人戏谑满篇“xx 性”的文章为“性学报告”。当然这只是导致我们世界膨胀的一种形式，我们还有机会看到“力学报告”、“主义汇编”、“基本-可能学说”、“N 多元论”等样式文章，这里就不谈它们了。

我在纸上写下“我有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我是否能够将省略号后的“爷爷”无限地写下去呢？有人会告诉我，理论上你可以这样做，但实际上你的“爷爷的爷爷”数量是有限的。在尝试用逻辑说明数学的努力中，我们的哲学家假设，将 0 定义为空集，然后定义“相继”为不同于被继数但又比自己的相继少的成员的集合，以至于对于数字 n 来说，它是 n-1 的相继，但又是 n+1 的被继。我们可以一直将自然数这样定义下去以至于无限吗？有人马上会说理论上没有问题，但直觉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实际数完无限的自然数。我们这里就遇到理论上可以定义但直觉上不可理解的对象。

这并不算糟糕的危险，如果我们对这一危险的本源足够清醒。真正糟糕的危险是我们在持续不断地“性化”当中忘记最初的对象。实际上，在明显的“性化”之外，我们还无所顾忌地谈论着物理学对象，尽管它们的存在是以可被经验感知为前提的，但我们中很少有人真的用望远镜观测过太阳系，也很少有人用显微镜观察过分子结构。不但如此，我们几乎不带任何负担地使用类（class）、种类（kind）、属性（attribute）、集合（collection）、事实（fact）、状态（state）、地位（status）、事态（state of affair）等等这样的抽象普遍词项。我们也无负担地使用因果性（causality）、偶然性（occasionality）、必然性（necessity）、可能性（probability）等模态词项。我们含混地使用态度（attitude）、意识（consciousness）、欲望（desire）、想要（want）、情绪（emotion）、情感（affection）、意图（intention）、嫉妒（envy）、同情（compassion）等心理学或精神论词项。我们无所负担地使用实质蕴含句（substantive implicative conditional）、外延条件句（denotation conditional）、内涵条件句（connotative conditional）、反事实条件句（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等条件句。除此之外，到处可见我们在谈论形形色色的抽象单独词项，如法律、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合法性、德性、至善、美等等。我们用上面的词项组合复杂的句子，又把这些句子作为某些对象（在我们的做法里就是给这些句子缩略语，甚至干脆以代词指代了事）组合更复杂的句子，甚至把不同时代的文献、不同的理论都看成铁板一块的对象去组合更复杂的句子。

这就是我们正看到的许多所谓理论的真实面貌。我们早已远离了最初由以开始的那些可被我们清楚明白地捕获、观察和把握的对象。不但如此，翻开期刊中的任意一篇文章发现，我们不知所以地声称自己是在分析、解释、说明、阐明、建构我们同样不甚了了的理论、实践、知识、概念、命题、规范、意义等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既不明白我们的这些思考、谈论和写作活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这些活动的对象是怎么是回事。我们就像堕入语言迷雾中的行尸走肉，只知啖肉却不品尝。

这几乎构成今天我们周围世界中一部分人思考、谈论和写作的日常。这些活动与“性化”具有同样的原罪：不明所以地、随意或任意地将我们所能说出或组合的词项、短语、陈述、句子乃至正被引证的某套理论当成是对存在于世界中的某种东西的命名，然后不断层叠嵌套、以至无穷，最终导致世界在我们心中的膨胀。

确实，在我们的语言中，直接指称物理对象的词项虽然为数众多，似乎除了在物理学，在我们人文学科中不占重要地位。我们创造了大量的非对象词，它们最初是与我们能够触摸和观察的对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初的确是为了组合那些对象或者用来述谓它们的，但随着我们不加区分、无所顾忌地滥用，以至于在我们的言说中失去了它们最初的实在根基。虽然如此，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并不令他们感到烦恼，在他们看来，任何语词都对我们的这个世界有所指，无论是拿起一本像《正义论》那样的书，还是指出一个句子或者一个句子内的某个语词，他们都觉得这是在对世界中的某个东西有所指。

我们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一个代价是，尽管阅读大量的文献，我们却没有清晰的信念：我们不知道这形形色色的词项、语句、陈述乃至理论到底如何与实在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是空喊一句“理论要联系实际”的口号。第二个代价是，大量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胡言乱语：它们谈论的都是仅仅由于自己或别人对语词不谨慎不妥当地使用所造成的虚假问题。

20 世纪初，当代哲学开始了一个所谓“语言哲学”的转向，作为分析哲学主要活动和支撑，语言哲学头一次把哲学的主要工作转向以前不甚注意的“对象”——语言本身。过去，我们乐此不疲地谈论各种哲学论题、概念、理念、悖论，现在则把目光转向谈论这活动本身。语言哲学的转向实际上就是哲学的返身，目的是要搞清楚自身的活动，以清除其中诸多精神错乱。一旦着手清理我们语言活动，大多数哲学问题也就由于被证明不再是问题而被清除掉了。对于在《逻辑哲学论》中的早期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并不解答问题，而是通过对语言的分析而将原来的问题视为不再是问题从而清除掉。

分析哲学开端的哲学家像弗雷格、罗素等人开展这样哲学活动的动机之一就在于不满意我们的日常语言，认为哲学上的许多混淆、悖论和虚假问题都是缘于我们的日常语言本身的缺陷——歧义以及对各种词项的不当使用。他们发展的现代逻辑的功用正在于解决我们对语词的使用问题，以期能够清晰地谈论这个世界：有什么对象，它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死死盯住这两个问题。他们试图在逻辑的帮助下建立理想语言，作为处理日常语言的工具和衡量标准。

分析哲学另一支流——日常语言学派——与弗雷格、罗素这些理想语言主义者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理想语言主义者的反叛。这一反叛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逻辑哲学论》的反叛有关：他们对建立理想语言没有多大兴趣，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日常语言足够准确——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问意义，而要问使用”——应当成为哲学分析的基础而不是哲学分析打算要抛弃的对象。

无论如何，在今天，当我们与别人争论问题时，先说清楚彼此对以相同语词表示的概念的不同使用之后再展开实质争论，已经成为科学交流中的常识和礼仪。当我们对某个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交代彼此对这个问题的谈论：我们要先弄明白我们是如何使用某些语词以形成我们的概念的。我们发现，经过这样的澄清，对于一方来说原先存在的问题就被消除掉了，或者对于双方来说的实质争议所在更加清楚了，而有建设性的争论则可以顺利进行。我们发现，许多问题是单独讨论语言就可以被解决的，但我们知道，那实际上是一种消除。

对我们思考和谈论世界的方式本身——语言——任意和轻视使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的确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虚假问题。而这就是世界在我们心中膨胀的原因。

2019/9/1 南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