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茫时刻

写在前面：

我写这些纯粹私人性的东西有什么用呢？也许，将来与我有类似经历的人读到了会心有戚戚焉。做学问，尤其是做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修行，要不断寻找正确的方法，要同时改正自身的坏毛病。每一个能够做好学问的人，都在不断反思自己的处境和状况，这种过程，犹如机体维持内稳态一样必需，为的是抵抗随时陷入混乱和崩溃的趋势。

前几天终于收到期刊的退稿信。等了足足两个月。编辑回信里说我的论文没有价值。我倒不是很难过，而是很绝望。之所以绝望，是因为现在我终于坦诚，自从我搞了点哲学研究，如 Q 所说的，犯了哲学病，喜欢以别人陌生的话语或理论来讨论大家熟悉的主题。这两三年来，我用自己学到的点皮毛哲学强行解读法哲学，现在开始尝到苦果。

其实和 LK 的交流中就能看到我的致命问题。他指出，我有个毛病，就是“爱拍脑袋决定问题”，换言之，喜欢闭门造车、胡思乱想。我和 LK 是在哈特读书会上结识的。当时我和读书会的主持人 Q 开展了很多哲学辩论。Q 的基本反应是，这些哲学问题本身很有价值，但与当前文本的关系不大。LK 则几次小心向我指出，我过于急迫地将哲学用于法哲学的思考和讨论中了。

我后来和 LK 当面交流，一直感慨说，我很肯定自己对哈特所做的解读是目前我所了解的所有作家都不曾有过的。我告诉他，我对此很清醒，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创举，但也可能是因为我彻底的愚蠢。LK 虽然对我的观点没有做出批评，但仍然不断提示我，需要与更多人交流，以防走偏了。

前段时间，在豆瓣上结识了 S。此人是中国政法 F 老师的学生。我很早就听 Q 说过，F 老师的学生是大陆少有的经过系统分析法哲学训练的一批人。我之前的豆瓣账号就关注过他，从他的言论可以感觉此人是一个温和稳健的人。这次认识不久，S 写了两篇文章，极其热情地邀请我提出批评。后来，我们又在腾讯会议上交流了两三个小时，主题是规范性。他想在我这里了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主要是匹兹堡学派）对于他的实践哲学研究能够有啥帮助。

在交流中我发现，我提出的几乎每个想法，他都有相应的对应。并且，使我有些错愕地是，我的许多自认为特别的哲学处理，已经被那些哲学家们使用过了。更重要的是，他使我认识到，我关于规范性的思考，可能就没有触及当代实践哲学，因为我一直以来思考的规范性，是认识上的规范性，而这与实践上的规范性不同。这本来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区分，但的确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

这场对话使我更坦诚自己一直在闭门造车，它使我想起自己一系列做学问的毛病，无论是自己发现的，还是被别人提醒的。我阅读量小的可怜，但思考却泛滥成灾。我学了点哲学，就不愿意用大白话思考和说话了。我思维跳跃，没有秩序，不懂得问题的层次。我不够真诚，说自己没有查证没有确证的话。我还其实很懒惰，每天第一关注是休息而不是读书。我还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了身体的纵欲上。这其中许多都是 Q 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向指出过的。对于这些批评，我尽可能反省，但有的因为无法领悟而不以为然。

我不打算修改这篇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文章。我放弃它，就像放弃之前的那几篇文章一样。不免有一阵绝望感袭上心头。三年多了，除了发表了一篇与当代英美法哲学无关的文章之外，我一篇文章也没有弄出来。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我似乎已经厌恶了英美法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我觉得这是些西方资产阶级消遣的游戏。能否弄清楚那些问题有那么重要吗？它们所以被人们关心和研究，无非是它们的这套游戏吸引人，而这套游戏之所以吸引人，无非是当代世界是被盎格鲁-萨克逊人主导的。

导师给了我毕业论文初稿的最后期限。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我发现自己，做学问有致命的毛病，到现在连一篇论文也弄不出来，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热情大减，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生了一场病。病愈之后，不想干活，没有力气，心灰意懒。

现在，我的情绪稍微缓和。无论如何，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要坚持走下去。我开始筹划博士论文的写作提纲，同时构思小论文的写作。这一次，我不再沾沾自喜地将我的那些哲学知识用于法哲学，也不再试图向被人展示我真正的新思考。我只是努力用人们都熟悉的语言，写一篇人们能够读得懂的小文章。我要直面我的现实：到现在也没有能够真正写一篇合格的论文。我希望这些考验最终使我浴火重生。

202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