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恰好做了读书人

这些年不时会爆出大学老师性道德失范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相关的大学老师往往采取各种手段骚扰诸多女学生，或者采取非正常手段连哄带骗与学生谈恋爱。在诸多案例中，当事人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男女关系上，与此同时却又能在学术上顺风顺水，可以说满口道德文章，满腹男盗女娼。

每当这样的事件曝光，总有人脱口而出，“多少年的书白读了”。**真的有人相信，读书多与有道德有积极的关系吗？**发出这样感叹的，有普通职业者，有职业读书人。如果说普通职业者对读书人存在期待或者误解的话，那么职业读书人又是根据什么作此感叹？当新闻曝光一个“时间管理大师”与众多女性同时保持亲密关系，豆瓣上的那些读书人不是抖机灵表示“羡慕嫉恨”吗？现在当新的类似事件曝光，还是这些中的某些人，感叹事件主角“书都白读了”。前者，这些读书人坦诚自己有贼心没贼胆；后者，这些读书人一本正经地划清界限。

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

“读书多会使一个人更有道德吗？”这可以是问，在给定的时代中，一个读书人会相对于其他读书不多的人更有道德吗？也可以是问，就不同时代而言，科学艺术的发展是否整体提高了道德文明？我的直觉是，第二个问题更可能是真的，而第一个问题更可能是假的。

我们可以先简单谈论第二个问题。科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意味着，讲新道理的书被更多地写出来，而不是既有的书被更多人阅读了。在短短的五百年间，人类关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科学等领域的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都不太可能否认，我们在各个方面相比古代取得了巨大进步。

我们现在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委托。我们现在认为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都是邪恶的。我们现在认为法律必须总体正当才能要求服从。我们现在认为要实现社会公正必须使主要生产资料公有。我们现在认为社会必须以促进人的发展而不是榨取人的价值为根本目标。我们现在认为男人和女人都应当平等和彼此人格独立。……

这些观念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有巨大的争议的，无法成为普遍现实的。“为人民服务”这个政治理想，在当官只为光宗耀祖的古代，是想象和不可接受的，现在却成为一个寻常但至高的真理。即使已经了解到古今的这些变化，即使面对“现代性”的巨大争议，我还是惊叹于人类在观念和现实领域发生的这样巨大的变化。

自然科学则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使人们能够实现更高的政治道德理想。至于狭义上的“艺术”，它并没有带来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的变化，甚至在许多方面有些倒退；我这里无意为这个观点辩护，我所说的“科学艺术”，借用了卢梭的说法，指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Sciences)和技艺(Arts)，而不是狭义的人文艺术。

尽管我们对现代相对于古代的进步很有信心，但也不是没有人持相当深刻的反对意见。卢梭就是这样一个代表。在他的著名论文《论下列问题：“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中，卢梭断言，科学艺术的进展与人们道德风尚的进步，只有很弱乃至相反的关系。卢梭当然主要关注的是我们在上面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卢梭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政治道德并没有因为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而进步，更不用说个人道德进步了。但这里不是讨论这个宏大而富有争议的问题的地方。卢梭这个来自日内瓦的乡下人，曾一度穿梭于巴黎高贵的知识圈，在那里他感到，满口自由平等博爱的知识分子，并不比乡下人更有廉耻。从这些巴黎老爷们的身上，卢梭感到，一个人掌握的知识越多，似乎越显得无耻和放荡。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追随卢梭：即使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整体上促进了文明，一个读书较多的个体是否就相对于读书不多的人，更有道德呢？为了论述的便利，我们还需要限缩我们的问题，把问题集中到性道德上。

性道德受什么约束？

在任何给定的社会中，一个人的性道德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更一般的社会道德约束。在任何时代，性道德都是社会道德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社会道德允许的范围内，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人读书多了，与他的性道德表现，有什么正面的关系。在这里我还想提出一个观察：当今社会道德所包含的性道德可能比以往更严厉了。一个公职人员，但凡触犯了性道德禁忌，就会身败名裂，万劫不复。这样严厉的性道德背后的理由或根源到底是什么呢？我没有答案。我只能指出，在这样的性道德氛围下，说这些人的性道德表现好是因为多读了一点书，完全是无稽之谈。

那些读书多的人，所以在性道德上品行端正，并不是因为他们读了更多的书。他们品行端正的事实与他们读书多的事实，是一组没有因果联系的伴随事实。读书多的人与读书不多的人的性道德表现及其根源，没有什么两样。首先是社会道德的普遍要求和压力。其次是法律所坚持的一些底线，如不允许违背对方意愿发展亲密关系。最后是个人生活圈子的风评对一个人形成的压力。简单说，无论什么人，其性道德表现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职业、法律、声望。读书多因而占据更多公职的官员和教师，职业约束更加严厉。读书少因而更多从事非体制工作的人，一般主要受法律约束。如果说读书多和有性道德有相关性，那或许是这样间接相关性：本来就放荡轻佻的人摄于严厉的职业约束而不敢妄动。

文艺与纯朴

尽管一般而言，性道德表现与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没有确定的联系，但还是有相对更多的证据表明，至少在现代社会，读书多的人反而更加放荡、轻佻和淫乱。“读书多”这个断言太模糊了。读多少书算是“读书多”？读什么样的书，读到什么程度呢？此外，我们的性道德要求到底是怎样的？一些读书人是否认同大众性道德？是不是存在“你们的性道德”和“我们的性道德”的区分？这些问题无疑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进一步表明，读书多和有性道德，是一个错置的虚假议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注意到：有的人读了点书，受到一些新奇观点的刺激，反倒变得更蠢了。像许多其他技艺一样，读书是一件需要长期艰苦卓越的技艺，只是多读点书而倍感新鲜或备受震撼是不够的。现代大众教育普及，什么阿猫阿狗多读了几本书，也能冒充文化人，妄谈艺术品味和哲理人生。尤其是现在个别文艺青年，读了一堆后现代文艺理论和法国当代哲学，变成了豆瓣上的标准文艺青年。他们反抗主流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迎来的是滑稽和混乱。这些半吊子读书人的标新立异反倒没有读书少的淳朴实在的人的心智健全。除开职业教育，就社会理论书而言，如果读的不够好，那反倒不如不读。

因此，有一些读书人，多读了几本书，反倒思路混乱、行为放纵、性情乖戾。把这些人与“读书多”联系起来，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有人面对“书都白读了”这样的感叹，想要提出相反方向的主张，认为读书人反倒品行不佳，那么我想提醒他注意，“读书多”是一个相当模糊的用语，把那些读了点书反而思维混乱的人也视为“读书多”的人，虽然也成立，但用来支持这么严肃的主张，就分量太轻了。

剪裁道德

似乎在有的读者看来，我的文章的确朝着相反的论述方向进展了：读书多不但不会使一个人更有道德，反倒有可能使一个人更不道德了。我不支持这样的一般命题。但作为一个有趣的局部现象，我可以同意，至少有些人读书人的确是这样。这些人不是书读得不够好因而变蠢，而是书读得足够好因而变坏。

书读得不但多还足够好的人，最擅长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一方面，对大众道德的概括，往往是这样一些人所操刀的。另一方面，对大众道德的批判，往往也是这样一些人所开展的。这样一些人看起来必须相当客观和正直才能胜任。其实不然。有一些人在这两个活动中，表面上诚恳率直，暗中为自己的行动调适理论。

简单说，如果这样一些人过去和现在已经做了什么，未来准备做什么，那么他们在概括和批评大众道德时，就会下意识避开这些这些事情，或者暗中为其自己辩护。

比如，这些人看不上那些文章发表多的人，主张至少在中国文科知识界，发表与学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要在发表和学术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我猜想，他们一面这样说，一面想着怎么和出版社、期刊的编辑搞好关系(我就问是不是事实？！)。他们如果发的不够多，那当然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制造垃圾。如果他们实际上发很多，那当然是因为学术环境变好了。

再比如，自己的本科是中不溜的 211，于是就说学历查三代是公平的。我斗胆揣测，要是他们自己的本科是普通三本，我相信他们绝不提这个话题；要是他们本科是北大清华，我相信他们也知道说了这个话题反而招致嫌疑。

总之，这些人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种现实和观念之中，表现得通透、干练、客观，但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注意到，他们有意无意剪裁大众道德，以使自己的欲望和行动看起来是相当自然与合理，并且最重要的，表现得与大众道德一致。

那些最擅长合理化自己的行动的人，恰恰不是站在大众道德面前据理力争乃至百口莫辩的人；当他们被大众反驳，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就已经失败了。那些据理力争的人，群众一眼看清其在狡辩；而那些暗中剪裁道德的人，群众却被悄无声息地改变。

什么是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些人就是。他们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当他们按照自己的现实和需求暗中剪裁大众道德时，甚至自己都没有察觉。精致利己主义者之所以精致，主要不在于在大众道德面前为自己的特殊现实和需求辩护，而是暗中将大众道德剪裁得适合自己的特殊现实和需求，从而使自己看起来相当自然与合群。

私德不行，但不阻碍学问做的好？

我们已经表明，首先，没有证据表明，读书多与性道德表现好有明显的相关性，个人的性道德表现主要受到外部社会道德、法律和职业的约束；其次，读书多是一个程度问题，读了点书却没有读好，一个反而会变蠢；再次，读书较多且读的不错的人，更擅长按照自己的现实和需求剪裁大众道德，因为反而更坏。

“书都白读了”的感叹基于一种直觉，有知识的人更有可能有道德。这种直觉最大的问题是，认为读书人会比群众更有道德。这首先大概是因为，无论是概括还是批评大众道德，读书人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自然倾向于认为自己比村野匹夫更有道德。然而，不只读书人有这种直觉，大众也有这种直觉。这种直觉或许没有现实根据，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但这种直觉或仍有几分道理，而这是一个价值问题，也就是说，即使读书多反倒实际使人道德败坏，读书多也确实应当使得道德向善。

如果一个教师，如果一肚子男盗女娼，满脑子邪淫歪念，怎么能够读下去书，做得下去学问，教得好学生？凡是认真做学问的人，凡是对自己所读的书抱有几分真诚，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抱有几分敬畏的读书人，无不同意：如果一个人整天只想着，如何勾搭女性，如何利用权势逼迫学生或下属就范，如何满足自己兽欲，那么他又怎么能做好学问？这里的问题不是，这样的人是否因为读书多而道德败坏，而是归根结底如何能够读书多？

要做好学问而不只是多读点书，一个人的品性、德性、性情至少也要在中人之上。他们必须能够在丢下书之后的大时候继续思考学术问题，而绝对不可能是满脑子想着如何寻花问柳。

因此，我们需要反对一个主张：这些人虽然“私德不行，但不阻碍其学问做的好”。或许，一个人，满脑子想着如何满足兽欲，到处勾搭异性，甚至逼人就范，学问照样比那些老实本分的人做的好些。但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大多数人的学术活动与学术本身无关，尤其是论文和著作的写作和发表。总的来说，这样的人并不会在学术史上留下什么。他们的聪明足以使自己在事业上成功，却不会在学术上成功。可能这样的人很有权势，但当其在位的时候，他就是一切，当其下台之后，他就什么都不是。有伟大学术贡献，能在学术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人，其德行操守必定有可圈可点之处。这是由学术研究这项追求真、善、美的事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一个对自己的丑陋行径无动于衷的人，一个放下书本就满脑子邪淫歪念的人，一个周旋于风流场的人，归根结底，一个不真诚的人，不可能触及学术事业殿堂的门柱。

类似的道理对于一切人类伟大的事业来说都是适用的。坏人只不过是恰好多读了点书而已，而在各行各业都有坏人。尽管如此，如果一个官员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没有人感叹“官都白当了”；如果一个农民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也没有人感叹“庄稼都白种了”。“书都白读了”这样的感叹的最大问题是，想当然的将有知识与有道德联系起来。这只是某些读书人没有自知之明的自恋，以及部分群众对读书人的错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