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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片断与学术之路


读与写的教训——为何做哲学、如何做哲学

这些文章是作为一个系列规划和写作的。在这些文章中,我总结了一些自己做哲学的心得体会。很早一来我就不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才能有所创造?我现在的回答更为坚定:保持持续的思考,无论何时何地。为了将这个想法的一部分整理出来,并向有缘人传达,我做了这个系列。它没有完结,因为就在我写下这些文章的不久后,我对我过去做哲学的方法的种种问题,有了更多的想法。

1.日用而不自知的脚手架

随便翻开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你会看到里面充斥着如下词汇:分析、现象、先验、经验、概念、范畴、逻辑、本质、性质、实在、规范、事实、假说、证实、证明、真理、理论、实践、思想、自我,等等等等。以下这些表述相当常见:

  • “我们必须努力分析这样一种现象”。
  • “这样的事实必须是经验上可观察的,而不是先验的。”
  • “分析这个概念,有助于把握相关事物的本质。”
  • “理论应该符合现实,理论应当用于实践。”
  • “这种思想和行为是不符合逻辑的。”
  • “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实证研究,而不是一项规范研究;我们研究的问题是,事物实际如何,而不是应当如何。”

我没有时间细致翻阅文献,来举出大量真实的用例,但我信手编来的这些示例足够熟悉。我们不但看别人这样写,自己也这样写。但是,当被问及,比如说,什么是分析,什么是概念,概念与经验的关系是什么,理论和实践的界限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时,我们中的很多人,包括那些作者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这就像我们在清醒着的任何时刻都在感到时间在流逝,感到好像被时间包围,用时间来为事件的变化排序,用时间理解历史和安排未来,但当被问及“什么是时间”,绝大多数人却哑口无言了。我们所用到的上述那类概念或者说范畴,正如时间那样,对于多数人而言,处于日用而不知自的状态。

这是一件多少有些尴尬的事情: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分析一个现象”,但既说不来什么是“分析”,也说不出来什么是“现象”,我们只能大概说出,具体是什么事情,算作我们所说的“分析”,我们具体观察到什么,算作我们所说的“现象”。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分析”和“现象”,那我们到底是如何将我们所做和所得的东西成为“分析”和“现象”的呢?

我称这些概念为思想的脚手架,就像建筑那样,脚手架是工人建设一座大厦时站立和支撑的地方。脚手架不属于所要建设的大厦的一部分,它们服务于大厦的建设;上面那些概念被我们用来思想、言说和行动,但通常来说并不属于它们的一部分。脚手架被假设为相当于待建大厦而言相当简单且毫无疑义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上手可用的趁手工具。

无论是在常识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中,多数人都属于类似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状态”(Zuhandenheit):当我们在劳动时用锤子楔钉子,我们的眼睛盯着钉子。只是当锤子不好使了,或者坏了,我们才将目光投向手中的锤子,我们凝视它思考它,想要修复或者更换它。这样一种状态,被称为“在手状态”(Vorhandenheit),我们开始注意到手中的锤子的存在。

显然,在这样一个事例中,锤子其实远比钉子更沉重更复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思想和实践遭遇工具问题时,反而面临更大的困难。类似的,另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用以思想和行动的人可能远比世界更深邃更复杂。思想和行动是作为主体的人发出的动作,动作指向的对象是世界。如果我们始终处于趁手状态,那么这种未加反思的状态就会使我们相当了解被所施与力量的东西,反倒不了解施与力量的东西;就好比,我们相当了解我们看到的世界,却对自己的眼睛一无所知。可是假设有一天我们被告知,我们的眼睛只捕捉到了特定的光谱,或者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世界的投影,那么我们就会遭遇视觉危机。柏拉图有关哲学的一个教训就是,注意自己观察世界的眼睛(心灵)的限度——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世界的投影。

概念是什么?概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概念的指称?指称与指示有什么区别?……思考这些问题会不会是疯掉了?我不研究视光学是不是就不能研究绘画了?我不研究物理学是不是就不能看钟表了?当然不是,但如果你想从某种更一般的角度来研究它们,就需要回顾这些日用而不知的工具。当然,对于相当多的非理论研究或者哲学研究领域,这里的要求仍然是相当宽松的。但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这些思想的脚手架,不只是单纯的工具,它们是我们建设理论大厦的站立点或支撑点;如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这绝不是毫无问题。

当你一本正经地说要“分析一种现象”时,却对什么是分析和什么是现象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也绝不是毫无问题。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一种哲学病:事事诉诸先验思辨或概念分析,以为在弄懂这些基本概念之前就没法进行下一步思考了,从而失去了在常识和特定语境中把握实在的能力,总之,像一些人所说,“学了点哲学,反而生活不能自理了”:不是每个人都得像哲学家那样,对这些东西说出一个一二三来,我们只需要知道怎么用,而未必需要知道是什么。

这样一个反驳的确是有道理的。在大量的思想和实践领域,我们确实能够在无知的状态下会用。一个物理学家如果用母语来写作,那么他有什么理由必须在学习母语的语法之后再开始呢?我们对自己的母语的使用相当娴熟,我们一般而言会用遵循正确的语法规则来说话和写作,并且在遇到其他人违背明显的语法规则说话或写作时,会提出某种批评,但不是所有人都得像语言学家那样,将我们的母语的语法给系统地表述出来。

的确如此。我接受以上辩驳。为了向人们建议,我们应当熟悉我们思想的脚手架,我将把范围限制在那些致力于理论建设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内。在这个范围之内,比如在法理学或者说法哲学的领域,在刑事法或诉讼法的领域,我们总会遭遇一批核心的概念,这些概念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它们在以常识看待的现实世界中没有对应物,它们不是“苹果”、“汽车”、“米饭”这类有物理对象对应的“对象词”,而是像“权利”、“正义”、“事实”、“真诚”这类指向宇宙深处或者弥漫在我们周遭的神秘实在的“理论词”,据说,我们世界中的这些物理对象分有或体现了这些神秘实在。

如果你还不清楚抽象属性与具体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者你对充斥着文献中的以“-性”(-ness,-ity)、“-化”(-lization)、“-力”(- capacity)结尾的术语在哲学上的意义不明所以,对你制造这样一些实际上在承诺承诺某些抽象属性或实在这一点缺乏敏感,你确实需要回顾正支撑着你的那些脚手架了。如果你试图将你的领域内的那些核心词汇联系于更一般的对世界、自我、心灵、理性、认识和行动的基本理解,以及心灵与世界的基本图景的把握时,你也需要回顾自己的脚手架了。你没法逃避这些,因为对它们的处理,最终会回到对自身的理解上。

以上我解释了,什么是所谓的思想的脚手架,以及它的重要意义。是否研究这些脚手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是否在做哲学。你或许会问,“即使它们在哲学上很重要,但我为什么要做哲学?”在这里我无法详细论证如下主张:如果你从未研究过这些思想的脚手架,那么我可以说,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你在自己的领域可能永远不能登堂入室。这是一个难以证明的主张,对它最好的证明也许是展现某个研究领域最好的样子,这当然是这里所不能完成的。你如果你对这个主张抱有几分信任,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我如何研究这些脚手架?”我们会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这是一个系列的开头。

2.为什么要做哲学?

我希望将这个主题的目标读者限制在那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者之上。我说的是做哲学,而不是学哲学,或者读哲学。做哲学意味着你不但要哲学文本,从哲学家那里学得概念、观点和论证,还要自己努力去哲学家想和写的一样的问题。是的,做哲学意味着不只是将自己作为一个哲学爱好者,哲学学习者和哲学索取者,而是将自己一个哲学参与者,读、思和写与哲学家一样的问题。

那么,在具体讨论怎样做哲学之前,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哲学?对于许多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来说, 以下想法是很典型的:

我的专业领域确实涉及哲学,但是它不是哲学。我只是需要学习一些哲学,并将哲学知识应用到我的专业领域中去。如果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学习哲学而不是我的专业领域,那么这是本末倒置,甚至可以说有点不学无术。

这个想法的要点是:(1)专业不是哲学;(2)学习一些哲学;(3)将哲学应用到自己的专业;(4)不可本末倒置。

以上想法的所有要点都很有道理,且确实因不同的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而有不尽相同的合理性。但是,我仍然可以说,就某种一般意义上而言,以上要点是错误的,且越是接近理论研究的领域,这些要点的错误越是明显。

我无法逐个考察这些要点。我假设我的读者对一般理论研究感兴趣。就我所熟悉的法学领域而言,法哲学自不必说,即使是部门法,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国际法这些领域,哲学问题是相当普遍和重要的。无论这些领域的研究目标和研究主题是什么,我们都难以逃避一些与哲学密切相关的核心概念,且无时无刻不在用思想的脚手架来建设我们的理论。

以我所熟悉的法哲学来说,像哈特、德沃金这样的法哲学家,他们的研究工作不是将从哲学那里学得的思想资源用于法学,毋宁说,他们本身就是纯正的哲学家,法学只是恰好是他们所感兴趣的一个特殊领域。任何研究法哲学的人都必须努力将自己作为一个哲学家来训练,而不是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哲学索取者。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哲学不只是一门专业或者学科。哲学是一种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它是一种理论静观。站在川流不息的街头,一个怀有哲学思想的人忍不住要去想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个社会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它是否真实,我在这个世界中处于什么位置,我如何知道和理解世界和我自己。

关心这些问题,你就根本上觉察这样一个结构:人-世界,或者说,心灵-世界。

一方面,只有当你在相当程度上熟悉那个观照、感知、理解乃至改变世界的主体——人或者心灵,你才会真正注意思想、观念和理论这件事本身,它们都是从人或心这端发出的。

另一方面,只有当你在相当程度上理解,无论世界是怎样的,它首先需要被人或者心灵把握成某些观念,然后以概念来指称,并以语言来表达。也正是由于认识到以上两个方面,你才能注意到,比如说,当说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你仍然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物质的世界到底如何由心灵来把握;你不会像过去那样,麻木地使用“唯心”、“唯物”这样的术语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

总之,世界是怎样的,用以把握世界的那个“人”或者“心灵”又是怎样,在世界和“人”或者“心灵”之间的许多中介——观念、概念、语言、意义——又是怎样的,只有当在思想中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二元图景的结构时,至少就我而言,才会认为,一个真正的、入了门的“思想者”出现在我们面前。

如果你居然从未小心翼翼地使你的思想和言说与这样一个框架协调,甚至从未意识到这样一个框架,那么这既平常,却也令人震惊。无论你在根本上对这样一个框架是赞成还是反动,无论你对它的细节有何确切想法,要使自己成为思想者和理论研究者,不但眼睛盯着世界,而且关心眼睛的功能,这是必需的。

思想和言说,所看到的其中无非是这样一个事情:世界中有什么对象,我们的概念对这些对象的把握是什么,现在又以什么语词来表达这些概念。随便翻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稍微仔细地阅读它们的论述,你就能依照作者对这样一个心-物二元结构的自觉程度来把握他的思想品质或者说哲学素养,如果你看到,作者

或者,没有一个基本的关于世界的心-物二元图景的观念,而是直接认为,世界自身显现自身,而终究不受制于心灵的形式或条件,甚至不由心灵来把握;

或者,没有认识到,关于思想和言说的这样一个结构:心灵将世界中的事物捕捉为某种观念,然后以概念指称这种观念,并以语言来表达概念,从而指向世界中的事物;

或者,没有认识到,观念、概念只是心灵与世界(物)的中介;

抑或者,没有认识到,用以表达概念的语言本身首先是具有特殊声音或图像的经验形式的对象,是世界的一部分,自身并不自带“意义”魔力。

那么你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位作者所说的涉及任何与本质、真、概念、性质、实在等范畴有关的问题,都是远离哲学的。

“我一定要做好理论!”这个真诚的呼唤,必需以做哲学为前提才能实现。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干嘛非要与哲学联系在一起。但是很抱歉,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任何的理论工作,无论属于任何层面或领域,都旨在解释或理解世界或心灵中的某些实在或事态,但难以想象,一个在头脑中连基本的心-物二元图景都缺乏的人,能够对这个世界思想和言说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甚至都不知道“想”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就这样学习、研究和老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做一件他们自己从未认真审视的工作,无论他们曾作为教授、专家还是权威,他们几乎只盯着世界,而不关注自己的眼睛,他们专心楔钉子,而无视手中的锤子。也许,这样的人最好的结局是:When he was alive,he was everything;when he is dead,he is nothing。

他们不懂得或不关心,任何对世界的思想和言说,必需包含对思想和言说这个动作本身的思想和言说。了解心灵的对象和心灵的动作,不可偏废其一。心灵、世界、对象、概念、语词等等,这些术语一再地被使用,这种表面上的哲学工作,却内在地与哲学毫无关系。它使自身一文不值,因为它根本没有资格对世界有所言说。

我是知道有很多学者是不甘于一生做拾人牙慧的学徒的,是想真正对这个世界有所思想和言说的。

至少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如何避免虚度年华,成为时间车轮碾过的尘埃,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要扪心自问的问题。至少对于他/她,无论是否做哲学,只要是在做理论工作,哪怕只是作为一个会思想和说话的存在者栖息于这个世界,拥有基本的哲学头脑或者说思维,对那样一个图景有相当程度上的自觉,就是必要的。

而要做哲学,就必须对上面曾出现的,比如说,“心灵将世界中的事物捕捉为某种观念,然后以概念指称这种观念,并以语言来表达概念,从而指向世界中的事物”中的几乎每一个词的意义有一套自己的融贯理解。这很苛刻吗?这对于做哲学来说一点也不苛刻。有人做到了吗?当然,为数不少。

3.做哲学而不是学哲学

我在前两篇文章谈过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用以建设思想大厦的脚手架,也就是一些基本的概念或范畴,一直对于我们来说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如果不对这些我们建立理论大厦时用以站立和支撑的脚手架加以认真回顾和研究,那对于任何理论研究理论而言,都难以登堂入室。

第二,如果我们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那么我们需要怎么研究这些脚手架,以及,研究到什么程度才算可以?

对第二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做哲学。那么什么是做哲学?这个提法与读哲学或学哲学有什么差别?

我与哲学系的一个朋友有了许多深入的交流。我能看出来,他对哲学非常热爱,也很花功夫。但是我有些惊讶地发现,他很少自己写些东西,除了要发表的论文之外。在与他的交往中,情况常常是:总是我滔滔不绝地将自己最近的思考向他展现,而他却很少主动说出自己的思考。我连续四五个小时持续不断地谈论我的最近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原先模糊的想法逐渐变得清晰,甚至许多新的观念和论证是头一次从我的脑海中划过。

他对哲学的热情与写作的稀疏所产生的对照,让我既觉平常,又很惊讶。按照我的理解,任何一个热爱思想和理论的人,都应该是一个勤奋写作的人。但这个想法对于许多人而言,相当陌生。

“为什么你不写一些东西呢?”我问他。

“写些什么呢?”

“写一些你当前阅读所遇到的感兴趣的问题、观点和论证,或者任何一个灵光乍现的想法和思考。它们当然对学术界没有意义,但对一步一个脚印地澄清自己的思想至关重要。这不是写论文,而是写片断;每一次只需把一个概念、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论证写清楚,也不用什么引注,而完全以自己的话说出来。这些思考甚至不需要是你自己的,而只是对刚刚阅读的文本的观点和论证的重述。你无需担心你的论文是否有创新,对学术界是否有贡献;你所以写,是因为你在读、在想。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证明你在想,没有什么比写下来的东西是更重要的证据了。”

我谈到了做哲学这样一个概念。做哲学意味着不只是将自己作为一个哲学爱好者,哲学学习者哲学索取者,而是将自己一个哲学参与者,读、思和写与哲学家一样的问题。

我们常常只敢做哲学的学习者:

  • 我们觉得自己是哲学殿堂的门外汉,而且可能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 我们觉得自己在哲学家面前只是小学生,而且可能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 我们觉得自己就像处于哲学家之群山之中的一个山峰的脚下,而且可能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 我们觉得哲学的问题是如此的根本和深刻,令人生畏,置喙就是亵渎,而且可能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 我们觉得就某个重要问题还需要再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

我们常常只敢做哲学索取者:

  • 我们几乎总是需要引用哲学家的话来表达和论证一个观点;
  • 我们极少敢于去尝试“独自想一个哲学问题,提出一个哲学观点和给出一个哲学论证”;
  • 我们将我们从其他哲学家那里获得的思想资源用于理解手中正在研究的哲学家;
  • 我们将我们研究过的所有哲学家的思想资源应用于我们手中正在研究的特殊领域;
  • 我们不是哲学家,我们只是哲学家思想的搬运工。

这种谦卑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对于初学者而言。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以理论研究为工作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已经在学术界功成名就的人来说,只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哲学爱好者和哲学索取者,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一个人只是读,而在丢下书之后不去想,那他/她最多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哲学对于他/她来说仅仅是一个装饰;如果他/她既读且想,但很少去写,那么他/她最多是一个哲学索取者,而不是哲学实践者,不是一个做哲学的人。

写是最好的想,甚至,除了写出来,没有什么能够表明,你真的想过了、想清楚了。

哲学家在首要意义上,是做哲学的人。可能早在他/她接触哲学这门学科之前,就已经在做哲学:他/她早就独立而直接思考一些问题,甚至尝试将所思写下来。读、想、写、伴随着哲学家的一生。我们对哲学家的一个重大误解是:哲学家是一部分读书能力最佳之人。

许多哲学家,在其学术生涯中,写的时间大大甚至大大超过了读的时间。有许多哲学家的遗稿在其死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完全整理好。莱布尼茨、胡塞尔、边沁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胡塞尔做现象学的一个典型的方法就是持续不断地将自己的思想之流倾泻到笔端。边沁三十年的思想生涯,大概写了7000万字。尼采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我控制不住我的手,我感觉被什么操控着去写。”

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死后都会留下一堆的片段、草稿。我们常常以为哲学家是那种最能做下来阅读,然后在林中散步沉思的人,至于写,那只是将他们成熟的思想表达出来而已。不完全是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哲学家是通过写来想的,他甚至为了读而先亲自写出一些东西来。哲学家就像直肠很短的思想动物,边想(吃)边写(拉),而不是直肠漫长的哺乳动物,长时间段内分别吃(想)和拉(写)。

也许了解到这个事实后,我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参与哲学而不只是索取哲学。哲学毕竟过于深奥了。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误解。没有一个哲学家是天生的,任何一个最终成为哲学家的人,从其学习生涯一开始,就把读、想和写有机的联系起来。对于一个思想成熟的哲学家,除了一些极为特殊的例外,比如苏格拉底和孔子,他们的阅读和思想都时刻为写作准备着。不朝向写的读和想,对于哲学家来说,是“卑鄙的浪费”。写作是阅读和思想这两个阶段的必要结局,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当然,我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多高的天资和禀赋,更不太可能像边沁那样的哲学家,相较于阅读,花费更多的时间与人对话和写作,而往往需要花费大多数时间来读,少数时间来想,极少时间来写。这并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读、想、写是做哲学乃至做一切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胆地将自己作为一个哲学家看待,亲自去思考最困难的概念和问题,然后把我们竭尽全力所能获得的理解写出来,我们就成为一个哲学家或理论家,无论水平如何,无论成就如何。

做哲学,成为一名哲学家或理论家,与成为一名有成就的哲学家或理论,是不尽相同的事情;前者人人皆可努力做到,后者要看天分、勤奋和运气。所以,只要是做哲学,就不妨且必须想和写与哲学家一样的问题。比如,我们当然可以自己写如下之类问题的哲学片断:

  • 什么是概念?
  • 什么是分析?
  • 什么是现象?
  • 语词和概念的关系?
  • 心灵与世界的图景
  • 什么是意义?
  • 原因和理由的区别是什么?
  • 为什么抽象属性是不可能量化的?

……

如果你最近的阅读的文本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或者就你的阅读而言正在讨论的任何其他问题而言,你都可以就你对当前文本的理解和已有的知识储备,用自己的话,就这些小题目写个几千字的小文章。(不要停留,不要总是想等着将来占据更多文献之后再来直接想和写这些问题,这对于做哲学相当重要,将来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这看起来很难。但如果你不是将它作为论文来写,而只是作为一个思想片断来写,就会好好很多。而且,它只是一开始很难。当然,如果你仍觉得无法动笔,那也没有人能够强求你什么,做一个哲学学习者而不是哲学实践者,对许多人来说,也已挺好。然而,如果你的目标是掌握哲学,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就必须去写。

写作是必要的自我训练,是最好的思想的方式,甚至是对你想过的最佳证明。你使自己作为一个“低配版”、“小功率”的哲学家来阅读、思考和写作,仍然配得上哲学家的称号,更何况你还在不断进步,因为你在做哲学。

4.专与博,或快与慢

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阅读中,存在某种两难困境,相应产生了两种有所偏重的阅读策略。

至少就一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而言,有两种阅读策略,一种相对广博,一种相对精专,相应地,前者相对要求的阅读速度快,后者相对要求的阅读速度慢。所谓“广博”、“精专”的表述是相对而言的,并非说广博阅读毫无精专,精专阅读毫无广博,它们是就一个人如果采取一种策略而不采取另一种策略所带来的相对效果而言的。根本上,这两种阅读策略不可兼顾,互有利弊。由于第一种阅读策略其实是多数人所熟悉的,因此我将重点介绍第二种策略。

持续回荡在理论研究者耳边的声音是:“对于相关主题,还有大量的重要文献没有阅读;而当阅读了其中一部分文献之后,这些文献又牵扯出更多的文献来,不仅包括核心文献,还包括外围文献;此外,新的主题也纷沓至来。”

广博阅读策略要求,在有限的时间精力范围内,尽可能占有更多的文献。以这种策略读书,学者处于这样一种焦虑之中:“再占有一些文献,我就可以对这个问题涉及的要点下结论了”。然而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

专精阅读策略要求,在有限的时间精力范围内,尽可能读懂当前的文献。以这种风格读书,学者处于这样一种焦虑之中:“再花一点时间,我就可以把手头的文献读懂,而可以继续读新的文献了”。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当然,不同研究领域对理论深度和对材料广度的要求配比是不同的,而且不同个人在不同阶段的情况对于专精和广博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例如本科生现在大可不必看这篇文章,他们应当尽可能广泛涉猎,不求甚解。这篇文章主要适用于那些有志于学术的研究生,特别是有志于学术的博士研究生。对于这些人,他们需要考虑采取一种适合自己的阅读策略,并且了解采取不同策略的可能的利弊。最后,采取任何一种阅读策略,都会面临特有的焦虑。

我所了解的一个同侪,就是令人敬佩的广博阅读策略的研究者。先是研究韦伯的社会学,后又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然后还要广泛深入地阅读本专业领域的英美法哲学文献,比如哈特和德沃金,以及其他等等。前段时间我看到他以推荐本专业领域的“教材”为名,一口气列举了二十多本二手文献,而且几乎是逐一点评,足见其阅读体量,足见其勤奋和天分。同为该专业领域的研究者,我对这些文献几乎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即使有些了解,也由于以下所要说明的理由而不能阅读。

一个事实是,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是相当有限的,一个专职读书人,一天中满打满算有效率的阅读时间不会超过6小时,剩下的都是相对低效乃至无效的时间。在这种条件下,超大大体量的阅读,不是勤奋能够解决问题的,除非有惊人天资,能够以超常的速度阅读、记忆和理解。而且,如果按照我们过去所推荐的读、想、写一体的做哲学方式,他还能在如此忙碌的阅读活动之外,进行相应的思考和写作活动。我曾见到他在豆瓣上标记阅读一本研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近800页的书,从标记到结束,前后大概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还给了高屋建瓴般的评语。

我当然难以想象自己有别人这样的勤奋和天分,但是我不会说其他人决不可能:我可能无法想象别人有多聪明多勤奋。阅读广泛,加上天资聪颖,当然越读越快。不论如何,依照我对自身愚钝资质的了解,我实际执行的是相对专精的阅读策略。这不是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大量摸索中逐步确立起来的。让我稍微详细地说明下我的阅读策略。

我阅读喜欢步步为营,说好听点叫“稳扎稳打”,说不讨听些叫“拖泥带水”。一般来说,我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 谨慎选择文献。读什么文献,该什么时候读,文献之间以什么次第读,这些都需要精心构想。可读可不读的文献大概不会读,但也不因为是好文献,就一定要现在就读。有太多太多的好的文献,比我已经读过的都好,却在阅读日程中被一再延后,直到现在。
  2. 信任文本。一旦选定了适合的文献,就必须对它给予相当程度的信任:相信在相关议题上,如果仔细读懂这本文献,就有望对这个议题获得一种整全的理解。相反,为了弄懂某个议题,在阅读时这山望着那山高,对我来说是不可取的。如果我始终对未读的文献“耿耿于怀”,只能说明我当前选择的文献对于当前的阅读时机而言不是最佳的,如果它不是最佳的,那么我为什么要读它?
  3. 笃定阅读。对当前阅读的文献保持信任,也就使阅读相当笃定:第一,好好做笔记,第二,认真写片断。我会做大量的笔记,为的是整理出作者的概念、观点和论证,并且在做笔记的过程中,不断将当前的文献与过去的文献联系起来。第二,把对文献涉及的重要概念、观点和论证思考,以文章片断的形式写出来。写作前反复思考,写作时不用翻书,水到渠成。如果感觉阻滞,就停止写作,继续阅读和思考。我会花费很长时间来读完它,期间对于所论述的概念、观点和论证反复思考,比如在吃饭、散步、通勤、洗漱甚至睡觉时,反复思索某些议题,然后努力以自己的话重述,并加上自己的理解。

我当然知道关于某个议题的文献浩如烟海,即使除去绝大多数垃圾文献,还是有几本甚至十几本值得阅读的,而且这还只是核心文献,还没有提及外围文献。我当然知道即使对当前文献获得充分理解,也只是了解了“一家之言”。我当然知道,为了能够充分理解当前文献,我还需要大量的文献积累。我当然知道,对当前文献所论述的概念、观点和论证的理解,就整个思想进程而言,仅仅是一个狭隘的误解。我当然知道停留在一个文献上的所有这些危险。

但是我能怎么办呢?为了获得对任何当前阅读文献的充分理解,我占有的其他文献越多越好;但是如果迅速占有尽可能多的文献,我必定不能在任何文献上过久停留。

这个矛盾是不可根本消除的。为了应对这个矛盾,我提出所谓“文本信任,笃定阅读的”的说法,用来形容耐住性子将自己精心选择的当前文献读通读透的做法。如果你在阅读时总是东张西望,除了表明你可能贪多浮躁之外,还表明你可能对自己选择的文献缺乏信心,你不相信它能够为你就相关议题提供一个整全的理解。

以上阅读策略的最大的弊端是可能导致:阅读极其狭隘,但思想极其泛滥。这样一种保守的阅读策略,与开放的广博阅读策略相比,最核心的原则是:在阅读当前文本时,完全满足于当前文献就相关议题提供的观点。由于几乎总是这样,因此可想而知这样的做法有多狭隘了。大多数人的阅读策略,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其核心的原则都是:就相关议题,要“货比三家”,尽可能占有更多作者的观点,然后才能得出起码的结论。如果你写论文,谈论某个议题,很难想象,只谈一位经典作家的观点,就能够通过任何编辑和审稿人的审阅。这是人们对阅读的期待在写作上的反映。

我无法向你推荐我的阅读策略。但是,由于这是我的实际选择,我确实认为它比那种开放广博快速的快速阅读策略更可取,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无论你执行哪种策略,无论你的具体情况如何,“充分理解单独文献需要以更多文献为背景,而让更多文献充当背景则需要充分理解单独文献”,这样一个矛盾,从根本上不可能消除。

我认为这两种策略,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但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正如文章一开始所强调的,它们是相对而言的。要想执行这种慢速阅读策略,你必定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涉猎。而要想执行那种快速阅读策略,你毕竟已经对某些单独文本下很多功夫。执行这两个策略之一都可能产生不可避免的损失,也会有相当大的收益,简单说就是:

慢速阅读使得学者,知识狭隘但理解精微;

快速阅读使得学者,知识广博但理解粗疏。

然而,我更愿意相信,假以时日,慢速阅读会逐步走向广博,而快速阅读者则可能永远流于粗疏。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以上讨论只适用于理论研究中的核心和重要文本。任何理论研究领域或者方向都有几本经典文献。所以,严格说来,不是所有文献都执行完全一样的策略。你应该区分你的核心文献和外围文献。从核心文献到外围文献,应该采取不尽相同的阅读策略,如果用快速和慢速阅读来测度的话,那么它们会在由这两种策略分别充当一极的光谱中滑动。

5.大胆思考与谨小慎微

与读书的两种策略——广博与精专——相对应,思考也有两种策略(或者说风格),一种是所谓谨慎思考,一种是所谓大胆思考。我用“谨慎思考”指,总是期待在占据更多地文献资源之后,再就相关议题直接展开自己的思考。我用“大胆思考”指,在当下所占据的文献资源下,就相关的议题直接展开自己的思考。

采用谨慎思考策略的人想,对于相关问题,当然需要看看经典作家是什么观点,不单是他们各自的论述,还有他们对彼此的批评。然而,对于哲学思想史或者观念史,别说把所有经典作家都看完,就是仅一位作家,要想差不多搞清楚他的观点,可能已经需要耗尽一生的精力了。作家A会在批评作家B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理论,而A的解读和批评,当然会迎来CDE等作家的辩护或争论,此外还有大量的二手文献,是针对以上两个方面的解读和批评。对于一个偏理论方向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来说,熟悉和弄懂本专业领域经典作家的一手文献,以及对经典作家解读和批评的二手文献,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也可能就是最终的目标。

理论研究者始终处于一种紧迫感之中:也许再读完某些文献,他就能可以展开自己的思考了。在此之前,追随作家的思考,努力克制直接思考;是的,你可以说,每当他放下手中的书之后,他可能就不再想那个问题了,超出了文献的论述,他就会警觉地抑制住思绪。基本上,他的心声是:

“这样一个艰深重大的问题,我一个小人物怎么能够置喙?康德对这个问题有论述,我已经看过他的一些论述,但黑格尔也有,莱布尼茨也有,罗素也有……在不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之前,我如何敢提出自己的思考?”

然而这可能是一个无限延期的工程:为了读懂康德,很可能已经需要耗费一生。大量的二手、三手文献,难度也并不低。即使不是像涉及康德这样的极端案例,即使是相对具体的理论研究,经典作家的文本不是那么难以读懂,但由于在探究任何一个问题的过程中,总是会牵涉一系列其他问题,而随着深入这些问题,可能出现许多后续的情况:(1)当初的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起来,(2)当初的问题现在改变了重点,甚至不再是问题,(3)一批更重要更适切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会耗费与最初的问题同样多的精力。研究者就这样,从对一个特定的、最初可能是模糊的问题开始,随着文献阅读的推进,不断转换着作家和问题的阵地,没有停歇。

这样的阅读策略,应该是相当一部分理论研究者的阅读策略。研究者不会自愿停下来,从而就当前已经把握的文献资源,对相关问题提出一套自己的观点和论证。相反,研究者几乎时刻“在路上”,除了必须写论文或准备课题时,他才悻悻地、带着相当糟糕的感觉,生硬地展开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心中所想的是,这些都是被迫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有大量的文献资源需要占据。

研究者因此也几乎不会主动停下来写一些小品片段,这些小品片段没有发表价值,但表达了自己当前对相关概念、问题和论证的真实想法。实际上,即使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源,比如相当多的经典文本及其二手文献,他仍然对自己直接思考不置可否。哪怕到了看看同行观点的阶段,他好像还是没有下定决心,而争取要做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只有这样,他才感觉稳妥。

总之,永远在追赶,永远在路上,这就是谨慎思考者的集中写照。

谨慎思考策略的理由是相当真实的。谨慎思考是相当重要的美德,它可以防止“读书极少,思想泛滥”这样一种糟糕情况的发生。

与之相对照,采取大胆思考策略的人当然也知道谨慎思考者的理由,他们也必须时刻告诫自己,要尽可能的占据更多文献资源,听取更广泛的观点和意见,以免闭门造车。具体思考行为上的谨慎,并不决定他们整体上的思考策略。

他们是这样看待阅读和思考的关系的:的确,如果占有更多的文献资源,比如,如果能够全面了解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作家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我们自己当然有更好的机会正确思考,但是,在研究的任何一个阶段,所谓完满的阅读状态都是不会达到的,如果不努力在适当时候就相关问题展开自己的思考,那么我们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展开自己的思考,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追随。

对于大胆思考者而言,他知道,他依靠当前所占据的文献资源所展开的直接思考,很可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一点也经常被他后续的阅读证实。但是他认为,不必过分看重这个事实,而是要努力在恰当的时机,满足于当前占有的文献资源,仿佛它们已经是就相关问题而言的全部文献资源了。相应地,大胆思考者在被迫开展论文写作之外,就会主动将自己的直接思考以小品片段地形式写下来。这些片段没有发表价值,但以自己就是哲学家或者理论家的口吻和语气写下来,它们既是研究者的成就里程碑,也是研究者的错误脚印。他们就是这样踩着自己的脚印,从一个自己犯下的错误到另一个自己犯下的错误,终于步入学术殿堂的。

说到错误,大胆思考者认为,尽管它们被自己后来的阅读和思考证明为错误,但那的确是他当初真实的想法。它们只能被事后宣布是错误的,但不是当时,而这就是它们对于研究者而言最大的价值。从一个自己的错误到另一个自己的错误,甚至每当写下它们,就预期它们会在未来被自己证明为错误,没有比这样一个过程对于理论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所作的不再是追随别人的观点,证明别人是错误还是正确的,而是展开自己的思想历程。哲学家或理论家总是诞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我们曾提到思想的脚手架。大胆思考者就是那种在开展一定数量的阅读之后,对诸如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什么是分析、什么是经验、概念与经验的关系是什么等这样的“脚手架问题”直接展开思考,并以哲学片段的形式将这些思考写下来的人,行文之间,俨然自己就是一名哲学家。

我们也曾提到,要做哲学而不只是学哲学,就是要努力把自己当作一个哲学家(无论水平如何),思和写与哲学家一样的问题。

如果不是采取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大胆思考的策略,以上两种做法就会显得奇怪,而且也不可行。比如,一个谨慎思考者,搭配他广博阅读的策略,但凡想到那些“思想脚手架”,就会禁不住要翻哲学文本了,根本不容许自己置喙,至于说像哲学家那样写下记录自己的直接思考的哲学片段,更不可能会有耐心。

罗尔斯曾教过他的学生一种阅读哲学文本的方法,大意就是:(1)我们阅读哲学家的著作,不只是想要弄清楚他们是正确还是错误,并且当这样一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就完成了阅读;(2)阅读哲学家的著作,首先不是去判断哲学家的对错,而是努力和哲学家一起思考,尽力呈现作者对当前相关问题的思考的最佳样貌,从而改善我们(读者和作者)对问题的理解;(3)这样一种阅读方法或者策略,是一种谦逊的,努力成为哲学家本人的,努力为哲学家辩护而不是批评的阅读策略;简单说,这是一种哲学式阅读而不是哲学史式阅读。

如果罗尔斯不只是打算将这种阅读方法传授给他的那些禀赋极高的学生,而是希望作一种普遍阅读方法推荐给普通理论研究者,那么,如果普通理论研究者不辅之以做哲学、精专阅读和大胆思考,恐怕不大可能从中获得多少教益。

6.比照阅读:读懂与误读

在过去的一些文章中,我曾建议理论研究者,无论所属具体领域是什么,要关注思想的脚手架,应当努力做哲学,为此我还分别对照了两种阅读策略和两种思考策略。这些建议引起的最大疑问是,如果不是哲学专业,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精力在哲学上,即使这样做有相当大的好处?我想,这样一个问题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平衡一般哲学研究和自身专业研究,而不至于因过分投入一般哲学而荒废了本业。答案是:在一般哲学和具体本业之间对照阅读。通过这个问题,我们还会更清楚地看到,我们是怎么踏着自己的错误脚印前进的,换言之,我们是如何看待读懂与误读的。

所谓对照阅读,简单说,就是在主业文献和哲学文献之间来回切换。直接从事最一般的哲学研究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研究领域都不同程度的远离哲学,但又不同程度联系于哲学,无论是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心理学、经济学等等。明智的研究者当然知道,如果时间允许、能力足够,充分掌握哲学对于学好本业有巨大帮助,然而我们毕竟时间紧张,能力有限,于是,我们需要哲学,却又必须将主要精力放在本业上,那么如何协调它们呢?

多数人是在不知不觉中协调着它们的。我先以自己为例。我的专业是法哲学,在硕士时,主要阅读的是政治哲学,还很少涉及当代英美法哲学和欧陆法哲学。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要做一些哲学研究乃至思想史研究,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霍布斯、康德、罗尔斯等等。这个时候的阅读也没什么章法,要说哲学基础,那更是没有的,顶多看过一两本的哲学史,再加上一些道听途说和胡思乱想。有没有哲学基础,可以用是否研究过涉及思想脚手架的著作,比如,是否对什么是理论、概念、知识、真理、现象、实践、行动、经验、分析等等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和思考。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仅仅读几本古希腊哲学文本,比如柏拉图的对话或者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逻辑学什么的,并不算是有什么哲学基础:

  • 只读过几本古希腊哲学文本,没有做深入的研究;
  • 只读过些启蒙时期的哲学文本,没有做深入的研究;
  • 只读过零星的顶尖哲学家的文本,比如康德、尼采、罗素、维特根斯坦等等,没有做深入的研究;
  • 只读过一些当代法国哲学家的书,无论是不是做了深入研究;
  • 只看过哲学入门的畅销书,如《苏菲的世界》、《大问题》、《想透彻》等;
  • 只看过一两本哲学导论性质的教程什么的,没有后续的深入研究。

为什么以上单独都算不上有哲学基础呢?问题在于在哲学上下的功夫太少了,哲学不是随叫随到、需要便取得仆人,而所谓“没有做深入得研究”,特别是指,还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哲学,也就是就哲学问题直接展开自己得思考,并尝试将思考的线索和结果写出来。没有后续的思考和写作,就顶多算是哲学,因而也很难达到“有哲学基础”的程度。众所周知,学了点哲学,就拿蹩脚的只言片语来用在自己专业的阅读和思考中,是非常愚蠢的表现,这种情况还不如没学过哲学。最怕半吊子还没不如的门外汉觉得一只脚踏进了哲学殿堂。

要想达到“有哲学基础的水平”,以上或许应该结合起来,并且应该持续三年至五年,不间断的研究哲学。但我们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其实就是混合着哲学研究和主业研究做到的,毕竟我们的主业是一般哲学的具体延申。以我为例。那个时候就挺糊里糊涂地读了那样一些东西。到了读博士的前一年,我花费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把政治哲学和康德的一些东西仔细读了一遍。在博士的第一年,我仍然觉得自己在哲学上一无所知,就从最基本的当代英美哲学入门书开始看起,了解了当代英美哲学的主要议题、概念,甚至熟悉了它的一般哲学旨趣和论述风格。那个时候,我分别涉猎了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分析哲学、现象学、形式语义学、现代逻辑等等一些文本,然后回到休谟,花了前后三个月的时间阅读了《人性论》和他的其他一些小册子,之后转入当代分析哲学的核心文本,阅读了几卷本的《蒯因著作集》、维特根斯坦、罗素等,最后花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反复阅读塞拉斯的书。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一年半的时间。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焦虑:这对于一个法学博士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不学无术”了。但是,我又感觉到,如果我要做法哲学,如果对那些思想的脚手架一无所知,如果不能有一套自己能够熟练运用的哲学话语,将那些哲学基本概念的使用及其关联,给出前后一致的解释,我是注定不能做好法哲学的。还有比在博士期间做这些事情更好的时机吗?为什么这么着急发表论文?为什么要这么着急看大量的本业文献?甚至,为什么要这么着急毕业?不,我宁愿“偷点懒”,多在学校待两年,因为等出去之后,就很可能再也没有现在这样沉静的心态了,在那个时候,为了生机,每个文科老师都被逼着往前跑。

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我才开始做哲学。我强烈地渴望理解那些基本的哲学议题,并且在阅读之后,尝试直接展开自己的思考,更关键的是,我努力将这些思考以哲学片段的形式写下来。那个时候,丢下书本的时间,就是在回顾和思考书中问题的时间,刷牙、洗脸、洗澡、走路、坐车,甚至在梦中。很多哲学片段是我在阅读之后不慎明白,但紧接着在梦中以十分奇怪的意象来“领悟”后的产物。我喜欢一个人去食堂吃饭,然后陷入沉思,并在回来的路上,把一篇文章的基本要点和开头的部分想好,最后是坐下来以十分愉悦的感觉把思想倾注于文字。我认为,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做哲学的状态,无论水平如何。

这样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又开始转入当代英美法哲学的核心文本的阅读。我不贪多,而只是仔细阅读那基本经典文本。当然,现在我带着哲学的敏感来阅读它们,比如我会关心一个问题,规则或者规范的存在论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思想和演说它,它肯定不等于从立法者口中说出来的话或者写在纸上的法案。就像我们写下“1”、“2”、“3”等数字,但绝对不会认为它们表达的数是这些符号本身。半吊子哲学学习者都知道事实/价值二分或者说事实/规范二分,知道“从事实无法逻辑地推出价值或者规范”,或者说“从是无法逻辑的提出应当”,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逻辑?什么是价值或者规范?什么是“是”,什么是“应当”,他们含糊其辞,甚至可以说一无所知,但即使是这样,每每也能冠冕堂皇地引用休谟的那段著名的话,但要问休谟观念中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很很可能一无所知。这就令人哭笑不得,连休谟所理解的“事实”和“规范”都不知道是什么,而拿自己观念中含糊其辞的“事实”和“规范”概念来使用休谟的论题,不是张冠李戴吗?

我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反复思考法哲学文本,并尝试给出自己的直接理解。这个过程考验着我对一些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程度和水平,我自然积累了许多问题。于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半年,我就又转入一般哲学的阅读和思考之中。在后面这个过程中,我一方面要追随哲学家的思路,对每一个重要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思考,另一方面不断回顾我在阅读法哲学文本中所产生的疑惑。因此,这时候的一般哲学阅读,相对之前而言更有侧重的:我不断尝试发现法哲学特殊议题在一般者哲学中的回响,我尝试从一般哲学中寻找解决法哲学问题的资源。在这个过程之后,大概几个月,我再次转入法哲学文本。如此这样几个来回。

这就是我所谓的对照阅读。在这个过程中还有相当有趣的事情值得分享。当我第一次从一般哲学文本返回到法哲学文本后,我觉得自己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对法哲学文本的理解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开始觉得在许多关键的地方,我读懂了:我发现了许多新问题,修改、解决乃至放弃了一些旧问题,甚至对作者提出了某些深入的批评,这些批评不再像过去那样,要么出于狂妄,要么出于无知,如隔靴搔痒般地“品头论足”,而是相当理智的将作者的某些问题联系于一般的哲学争论。

感觉自己读懂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也是一个明显的警告。它引起了我相当多的反思:

  1. 我确实应当将“觉得自己读懂了”这一点理解为由于一般哲学阅读带来的变化。
  2. 这一变化相当偶然,因为如果我当初的一般哲学阅读是欧陆哲学而不是英美哲学,那么这次所谓的读懂了的确切内容,很可能是不一样。
  3. 我对一般哲学,当然还只是相当粗浅的理解,以这种的理解带来在法哲学上的“读懂了”的,当然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
  4. 如果我能继续深入理解一般哲学,那么今后所谓“读懂了”,应该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总之,我清醒的认识到,在特定时刻所谓“读懂了”,仅仅是一种暂时的信念状态,它偶然、有限、可修正、可拓展。重要的不仅在于发现每一次“觉得读懂了”的变化,还在于仔细思考,这种变化,确切地说,是由哪些阅读带来的。

从上面可以看到,对照阅读绝不是割裂开哲学研究和本业研究,做哲学未必会耽误做本业。首先,我们会先涉猎大量的本业文献,了解本业所涉及的重大议题、概念和哲学立场,其次,带着这些东西,我们进入一般哲学研究之中,有重点的钻研某些哲学问题,最后,无论是研究一般哲学还是专业领域,我们都时刻将另一方作为对照,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并且将这些思考写成文字。

我不知道这样的读书方法有多大程度的普适性。我知道,要采取这样的读书方法,需要相当大的毅力,克服相当大的压力:本业也有大量的文献要读,论文要需要撰写和发表,毕业的时间表也一再催促。这样的读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与一种可以称之为“纵贯阅读”的方法形成对照。这种阅读方法是人们熟悉的。比如,勤奋的法哲学博士生,阅读了相当多的被冠上“法哲学”或“法理学”的文献,试图在法哲学文献内部寻找问题意识、关键概念和根本方法。这种读书方法与对照阅读相比,最显著特征之一是,文献阅读量相当大,而且严格意义上说,并没有所谓的核心文本。核心文本的意义在对照阅读方法中极为明显:常常是在两三年内,反复在恒定不变的核心文本和变化不定的外围哲学文本之间切换。纵贯阅读如果围绕核心文本来做研究,一般的做法是:往往最多是在两遍核心文本阅读之后,就转入大量核心文本的对手文本,然后是数量极为庞大的二手解读和批评文献,即使涉及一般哲学文本,也不会有意识地反复在哲学和本业之间对照。总之,纵观阅读实际上是在法哲学内部来不断扩大周边文献范围,并以此突显核心文本,其目的主要是在一般哲学和具体本业之间形成对照,而是在具体本页内部朝着纵深方向扩展。

最后,让我们总结下所谓对照阅读的一些要点:

在开展具体本业研究的同时,做哲学而不是蜻蜓点水般地学哲学,把本业研究作为一般哲学研究的细化和延申来做。

先大量的阅读具体本业文献,了解本专业的议题、概念和哲学立场。

带着以上问题来阅读一般哲学,在一般哲学中寻求回响和解决之道。

在哲学外围文献和本业核心文献之间来回切换。

将阅读、思考和写作结合起来,在阅读中直接展开自己的思考,并将它们倾注于文字。

7.写是最好的想

在学术研究这块人类活动领域,极少数人写作,绝多数人致力于读懂。

人们认为读书是比写作更普遍、更一般甚至说更重要的活动。情况可能如此。写作毕竟是一个输出观念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是在将自己掌握的知识传达给他人,属于进阶文化活动。从幼儿园和小学起,我们开始了漫长的读书生涯,即使到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写作也是相当罕见的。我们读专家、老师和作家的书,然后为了完成学业而必须写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如此而已。

大多数读书人似乎从未严肃考虑过写作这件事的重要性。为了完成课程,为了应对考试,为了顺利毕业,为了晋升职称,几乎所有人读书,然后写作业、写论文。这些是“规定动作”,但写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展示读书成果的“临门一脚”。

还是有那么一些人,比如从事理论工作的博士研究生、专家教授,乃至更年轻的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在以上“规定动作”之外,对读书这件事怀有相当程度的非功利性兴趣。这些人会读大量的书,进行大量的思考,毫不夸张地说,三天不读书就会有罪恶感。

很多人将读书和思考并列,一个人越是读的多,也就越是想的深,于是变成了有学问的人。在我见过的许多人中,很少有人勤奋写作。我所谓“写作”,指的是写那些未必有发表价值的思想片段,用于澄清、阐明、重述自己最近阅读中获得的特定概念、观点、论证和问题等。这样的文章不必很长,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它们精炼清晰,完全以自己的话表达,不受累于繁琐的引用。

有一些人写论文很勤奋,文章确实也很漂亮,但就是缺少了某种难以形容的感觉,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研究西学的文章多数都是在阐明一个个的“命题态度”而不是命题,充斥着“x相信y”或“x认为y”这样形式的句子。大多数理论研究文章都在致力于表明,某某作家坚持某个观点,某某作家实际上相信x而不是y,作家阿尔法对φ的认识与作家贝塔的认识不一样。

很少有人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正常的,毕竟至今为止,我们的西学研究还处于学徒阶段。但仔细思想,由于任何一个人,或者说,任何一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暗昧的黑匣子,严格说来,我们是不可能知道其指向外间世界的事物的观念的。一个作家有关世界中的事物的直接思考,产生的是命题,比如,“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而关于一个作家的心灵是否真有这样的信念的思考,产生的则是命题态度,比如,“托勒密不相信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研究x命题和研究一个人有关x命题的信念,是很不相同的一件事。即使我们很清楚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这个命题是真的,但我们却可能很难很难知道某人是否相信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然而,在思想史、一般史学、哲学史、一般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等研究领域中,大量的研究被用来推断和比较一个个死了多说年的作家的心灵状态——他们到底相不相信命题x,他们对相同问题的看法到底有哪些差别,等等。人们不厌其烦地将他们放在一起比较,而其实这些作家常常是生活在相当不同时代和地域,在相当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语境中做出自己思考的。

虽然观念史和思想史是有必要的,但我还是受不了人们把自己的全部工作都用来纠结比如说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都对这个那个想了什么,到底为什么这么想,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但就是没有哪怕往前走一点点,提出自己到底是怎么独立看待这些问题的。想象一下把物理学变成物理学史的样子,研究了牛顿、麦克斯韦、高斯、爱因斯坦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各种差别和争论,但到最后都未曾向前走一步,独立确认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很大差别就体现在,前者没有作者以外的标准,而后者则着眼于作家以外的世界。

学术圈充斥这样的写作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读书观念的延申:认真读好前人书,然后把前人的思想观念弄清楚,而不是直面问题本身。当然,有人会提出,弄清前人有关x命题的思想观念,免不了要弄清楚x命题本身;哲学研究就是哲学史研究。这很有道理。但总是躲在作家背后,只是致力于把一个个死了几十年几百年的人的思想状态搞清楚,把哲学研究变成了“大脑解剖”或者“知识考古”,却多少有些问题。

我曾建议,做哲学而不只是学哲学,就是要像哲学家那样阅读、思想和写作,直面向问题,直接展开思考,并且付诸文字。这样的写作很可能没有发表价值的,但对于敦促思考、理清思路、澄清观念、重构论证是相当有用的,可以形象地说,它们是未来的阅读和写作大厦的砖瓦。这样的思想片段不必受累于“某某作家是否真的相信x”这样的问题,而直接像某某作家那样去思考,“x是真的或假的”这样的问题。

我怀疑,如果不把读、想、写结合起来,可能会真正成为理论家或哲学家。成为理论家或哲学家,是不可能通过永远做一个读书人和“说书人”来做到的,而必须在平时就像理论家或哲学家那样,直接面向问题,直接展开思考,直接撰文阐述,无论在特定的时间,一个人的思想有多么幼稚、见识有多么狭隘、文笔有多么青涩。一个人必须在恰当的阶段,就已经掌握的文献资料和思想资源,对某个相关问题直接展开思考。错误或遗漏在所难免,但换一个时间来写,加上更多的文献资料和思想资源,也会是这样;如果总是想着,再占有更多文献资料和思想资源就可以展开自己的思考、给出自己的结论了,那将永远没有这样一天,除了迫于外部压力而必须写论文。

很少有人意识到做哲学的重要性。把读书看作具有首要性,并把“说书”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终极目标,使得相当一部分热爱学术、热爱哲学、热爱理论的年轻人,最终走向了“读书+发表论文”的道路。现在,和一个同辈或者稍微年幼的同学交流,不论是说对方是哲学系的,还是说从小就博览群书颇有才华的,如果发现他/她居然除了必要的论文,从不在读书和思考之余写作,多少会有些怀疑。直白地说,感觉自己是一个热爱理论、学术热、哲学的人,感觉自己很有想法,居然没有勤奋地写作,这本身是一件需要怀疑的事情。

写作对于做理论或者做哲学绝不是可有可无、锦上添花,而是不可或缺。读了,也想了,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写下来,将自己的阅读和思想付诸文字,才发现,自己想的还远不够清楚,还停留在一些只言片语之上;而如果坚持写下去,也就会发现,通过写,比之前想的更清晰更周到了。没有比写出来或者说出来更能证明,你对某个问题想过了、想明白了。 写是最好的想,写是最后的想

如果我们简单考察下哲学家在这个方面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几乎没有哪个有巨大成就的哲学家不是花费大量时间来写作的。许多哲学家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样,忙于阅读,而是忙于写作,他们的译稿在其死后的几十年内都没有能够出版完。这些遗稿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思想片段。边沁在其学术生涯中,共写了约7000万字。胡塞尔研究现象学,努力将自己的沉思付诸文字,把这作为现象学的一个践行和证明。作为犹太人他被纳粹政府迫害,据说,在牢中收到不准写作的禁令,而他反手就在禁令的背面继续倾注自己的思想。尼采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我感觉自己的手不受控制地写,我的喉咙不受控制地说,我感觉自己被什么支配着,成了传声筒。这些天才哲学家花费在这件事情上的时间远超过,他们思想,于是写作,而如果不写作只思想,就好像只孕育不生产一样奇怪。

我们不是天才,也没有成为哲学家或理论家,不能像他们那样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写作上而不是在阅读上,但我们还是必须写。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一个性质问题,任何做理论做哲学活动,都必须将读、想、写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甚至,为了看清楚这里所强调的重点,让我引用一位哲学系同学在这个问题上的领悟来结束这篇文章:

写作比阅读更重要,不阅读也能做哲学。

从今天起,别再为写作浪费阅读时间这件事感到烦恼了,别再犹豫是否要花费时间来写东西了,如果你的确认为自己在阅读和思考的话。尝试写下一篇篇思想片段,一步一个脚印地澄清自己的问题和疑惑,寻找自己的解决,从今天起,像理论家或者哲学家那样思想和写作。

8.阅读理解与学术阅读

从小学期到高中,我们被不厌其烦地要求概括段落大意、提炼中心思想、梳理脉络结构,无论是平时的课文学习,还是考试时的阅读理解。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从未有人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阅读文章。我们只是被直接教导要这样做。这似乎是基础教育难以避免的:直接教以结论而不是理由,无论是历史、哲学还是数学和物理。在很大程度上,基础教育传授的是多是真理,是教育家最珍视最希望下一代掌握的东西。只是,不讲理由的真理灌输,使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致产生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到了大学阶段表现为:将中学老师所教的“条条框框”通通扔掉,从此“自由自在”、“真正”地看书学习。

所以你会看到,许多人到了大学开始的学术阅读,抗拒中学时的阅读理解方法,致力于“不拘一格”。概括段落大意?提炼中心思想?梳理脉络结构?这些被随性的圈画重点、自由联想和情绪输出取代,也就是在阅读中,寻章摘句,将印象深刻的论述随意与过去的阅读经验联系起来,并把阅读当成寻找共鸣的途径。

圈画重点。阅读过程中,对所谓的重点语句青睐有加,对于其他部分不屑一顾,许多人的学术阅读笔记就是名人名言集锦。至于这些重点语句所表达的概念、观点和论证,是如何在整个行文脉络中建立起来的,整篇文章是否足以支撑这些要点,没有被注意到。

自由联想。一遇到自己感兴趣或印象深刻的论述,就发动联想,心游万仞、思接千载,把过去见过听过的类似论述,不论是懂还是不懂,不论是道听途说的还是亲身考察的,通通拿来与当前论述的对照,自以为达到了“知识增加”乃至“豁然开朗”的效果。

情绪输出。阅读不是为了尽可能设身处地理解作者的思想,而是到处寻找与既有思想的共鸣。这往往使阅读者不愿意联系整个文本来考察作者思想,而是局限于个别段落或语句,因为对这些段落或语句所处的脉络视而不见,更有可能使它们产生回响。

这样的阅读方式,在读书会上会有一个集体展览。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对所谓的重点的、有趣的、核心的语句或段落的考察上。每个人都发动联想,将大家以前所能看到的类似的表述或观点拿出来分享。

随便找来一些论文,即使是那些非常非常认真的教授的论文,对任何理论问题的讨论都习惯掷出一个个来自古今中外的作家的只言片语或观点,好像这样就足以说明问题似的。划重点,然后离开当前文本,发动联想,寻找回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一种普遍的学术阅读方式,不仅损害了阅读,也损害了写作,甚至可以说损害了整个学术。

也许这样一个问题,正好给了我们思考中学语文阅读理解方法背后理由的机会。为什么要概括段落大意、提炼中心思想、梳理脉络结构?因为好的文章都是以这些为基本框架写出来的。优秀作家的思想是相当成熟和清晰的,他对文章的谋篇布局是有精心规划的。所要写的这篇文章的中心论题是什么?相应的论据有哪些?第一节或者第一段交待什么?这些都需要体现规划好。对于一本书而言,整本书的论题有哪些?如何推进有关这些论题的论据,以及,如何预防性地回应可能的批评,以及将所建立的理论用于可能的问题,这些都会在写作之前有基本的规划。翻开许多著作,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目录里把整本书的每一个段落都概括为一两句话,也就是说,至少在完成最终的修改之后,整本书的每一个段落的中心观点,在文中的角色和功能,都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边沁。边沁虽然行文相当枯燥繁琐,但他却是十分重视文章的脉络清晰的作家。边沁生前未出版的__Of Law in General__的目录为每一个段落撰写了简短的概括语句。他最为人所知的《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修订时,在边页为每一段撰写了摘要。事实上,许多作家都有在目录里为每一个段落,或者至少每一个小节撰写摘要的习惯,比如G.E. 摩尔。

有很多人提到自己在国外受学术训练时,印象最深的一个事情是,老师总习惯问,“什么是你的论题?”写毕业论文时,被告诫,如果没有明确的论题(thesis),就不如不写。整篇文章或者整本书的基本论题是什么,基本论据是什么,如何在行文中组织这些论题和论据。这些问题是不允许在行文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的。

娴熟的作家无论是写作一本巨著,还是撰写一个片段,在写作之前,没有什么比考虑文章的结构更重要的了:问题是什么,如何分解这些问题,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这些对于娴熟的作家来说几近本能操作。

优秀的作品本身就注重结构,因此它们清晰、明了、全面、准确,总之,能够在当前文本范围之内,把问题讲清楚,而基本上不需要诉诸文本之外的专门资源。如果说许多历史文献和古代典籍,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论语》本身就是语录),不是都有这样刻意的规划,那么至少现代作品已经非常重视行文结构了。有鉴于此,把握文章的基本观点、论据和行文结构,尽可能在当前文本的范围之内思考相关问题,就成了现代学术阅读最重要的原则,而这在形式上与中学时的阅读理解没有什么实质差别。它大概就是:

  • 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要点是什么?
  • 这一段与相邻段落之间,在论证和行文上有什么联系?
  • 这一节论述的要点是什么,这些要点之间是如何联系的?
  • 这一章的论点和论据是什么,在具体的小节中是如何展开的?
  • 这一章与相近章,在论证和行文上有什么联系?
  • 这一本书的主要论点和论据是什么,在具体的章节中是如何展开的?

在我们以最朴素的方法,老老实实地把文章的骨骼框架理清楚之后,接下来才是开展评论的正确时机。理解总是批评的前提。我们的批评也不外乎追问如下基本问题:

  • 作者说了什么?
  • 作者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
  • 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哪里是我信服的,哪里有疑问?
  • 如果没有说服我,到底是为什么?
  • 我是否有比作者有更好的论点和论据?
  • 作者的论点和论据,除了当前文本所展示的之外,是否有其他可以援引和参考的资源?

阅读的首要目标是理解而不是批评,更不是感受。尽量在当前文本内部解决我们的问题,具体而言:

如果当前文本就某个问题没有引用(或者没有证据表明作者暗中引用)某些其他作家和文本,那么我们应和作者一样,也不要提及它们。

如果一个问题不是当前文本所讨论的问题(或者没有证据表明作者暗中涉及),那么这个问题就当前文本而言,对于我们和对于作者一样,暂时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发现当前文本明确引用(或有证据表明暗中引用)了某些作家或文本,而如果作者仅仅是给出了简单引用提示,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也无需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这些作家和文本上,因为作者的行文已经向我们表明,就当前文本的目标而言,这样粗略的了解已经足够。

只有当我们在前一种情况下,不重点讨论所援引的作家或文本,就无法获得顺畅的理解时,才有必要考虑扩展性讨论。

以上述方式来阅读,有两个基本的好处:第一,识别论点不清晰,论证不充分的文本;第二,全面和准确地掌握文本的论点和论证。对于第一点,那些装神弄鬼的文本,采取这样一种方法,不管它们的个别段落有多精彩,都因论点不清晰,论证不充分而被我们宣布为品质低劣的文本。对于第二点,只有在这样的阅读基础上,我们才会长久的记住文章的内容,深入和全面的理解文章的观点。

与这读书方式相对应的读书笔记,最重要的目标是概括文本的论题和论证,梳理文章的行文脉络,而不是寻章摘句、记录名言。如果大量的读书笔记只是名人名言集锦,那么可想而知,这种又懒又蠢的做法,对于学术思考和学术写作毫无益处;在圈画重点、寻找回响的阅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学术活动,无论看起来如何冠冕堂皇,都根本上对于学术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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