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50 words - 非学术话题

元宇宙已经破裂，但人形宠物即将到来

Sat, 21 Mar 2026 19:28:00 GMT

元宇宙的泡沫

几年前，扎克伯格不知道得了什么失心疯，或者说他身边真的没有一个人跟他说实话了，把建设“元宇宙”作为整个公司的愿景。我当时的直觉是，元宇宙相当于宇宙的投射，但首先我们在宇宙的体验至少目前为止仍然足够丰富且有巨大提升空间，不清楚有什么理由追求它的失真投射（就如同有些人坦率指出的那样，地球的环境就算变得再差，也比火星好，所以马斯克的移民火星计划，纯粹是一种商业鼓吹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赢得了“马斯克能创造梦想”的声望，那些更加现实的生意其实就可以做成了，比如卫星发射、电动汽车等等）。

我们这个宇宙至今为止都没有长久和普遍的和平与繁荣，一个美国人，却在幻想建立一个元宇宙，就好像他与我们不在同一个宇宙之中，细想起来真实莫大的讽刺，到底是哪样一些人已经厌倦了这个宇宙，要到我们宇宙的投影中生活？最近 Meta 公司关闭了 Metaverse，投资 800 亿美元的泡沫瞬间破裂。我们这个宇宙最昂贵的“皇帝的新衣”是扎克伯格穿的。

这个例子说明了我不喜欢追逐潮流的重要理由。许多潮流纯粹是商人极力创造新需求的结果，他自己的需求绝对不在元宇宙上，而就在这个宇宙之中。瞧瞧扎克伯格提出元宇宙概念之后的中国法学界吧。好多法学刊物直接组织“元宇宙法学”专题讨论。《上海政法学院学报》就是其一，其中有些文章甚至真的堂而皇之讨论将来元宇宙公民的法律新形态。虽然我的投稿人家肯定看不上，但不妨碍我在心里将其拉黑。上海市法学会主办的《东方法学》近几年更是大力组织人工智能法学专题讨论，当然“元宇宙”也没有放过，一时间，什么部门法或理论分支的人都能写两下人工智能或元宇宙。凭此，《东方法学》似乎冲到了 CSSCI 法学核心期刊影响因子第一的位置。

三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人工智能法学是一场学术泡沫吗？》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 AI 能够有多少人的特性，没想过 AI 能够发展这么快。当然，至少在那个时候为止，所有那些关心元宇宙法学但从来没有读过柏拉图也不会装计算机系统的法学大佬或新秀们自然也没想过 AI 能够如此快速的发展。

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思想与 AI 没什么不同

那么现在呢？最近 Anthropic 的老板说他已经无法确定 Claude 是否已有意识。这也许只是为了吸引眼球。现在摆在我们这些关心或不关心人工智能法学的人面前的不再是是否过问这个潮流——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潮流问题。我们现在可以认真对待如下问题： Transformer 为架构的 AI 在多大程度上像人？比如，它真的在思想吗？它理解吗？我目前的回答是，是的。目前的 AI 的活动其实和人类的大部分思想活动没有实质区别：都是在语言网络内的计算和匹配。

我们的学校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只是教会我们如何组织语言，尽管这些语言表达是前人通过观察和改变世界得到的，也只是到了研究生，才有机会亲自就某一个小领域直接观察或改变世界，比如，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自己研究蛋白质结构，开始亲自进行天文演算，然而，我们的学科知识中，水是水分子组成的，分子又是由原子组成的这些知识充斥其中，就好像我们真的知道世界是这样一样。

对于绝大多数现代人来说，除了其日常生活和工作所能游移于其中的那一小片世界区域（当然也会与其他人相互参照并且由远及近的网状链接），我们的所有所谓知识和关于这些知识的言谈和思考，就和 AI 的运行是没有任何实质区别的：当比如说“猪”这个词被投入我们的语言网络，我们就会在自己已有的语言网络中匹配，我们会想到“猪肉”“食品”“畜生”“猪八戒”等等等等，而很少会想到“钢铁”“雕塑”“美声唱法”等等。再复杂的语言输入，最后得到的流畅和富有意义的输出，其运作机理和 AI 没有实质差别，尽管运算载体有所不同。^1

大部分劳动将被 AI 取代

随着 AI 技术越来越多的突破进展，以及成本下降，我们已经能够预料到，在不久的将来，大部分行业的大部分人都将被 AI 实质取代。或许就在未来的十年内，99.99% 的播音员、85% 的演员、80% 的导演、85% 的医生、65% 的律师、50% 的法官、99% 的软件外包、 70% 的老师、 100% 的翻译、100 % 的会计……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未来都会被取代，成为毫无价值的人，剩下许多的职能也多半是看守机器。

资本主义的逻辑将会被实质更改：你不再需要为不被剥削而斗争，因为你已经不再有被剥削的价值。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行业会最先以及最大程度被 AI 取代，其次是大部分的社会管理行业，最后才是保洁、下水道疏通、粪便处理工等体力劳动，最后这些人的工作不但对于 AI 来说是最难的，而且是在短期内成本巨大的。

我不知道艺术应该放在什么次序中，也许未来将迎来一个可能有些超出尼采实际设想的但真实的“末人”时期：所有以往人类需要为之渴望、努力和激动的事情都不再有必要，所有人都会变成艺术家，将古代人的各种实践搬到仪式性和纪念性的舞台、影像或音乐之中。我想，神若由人修炼而来，其日常自然是不断地通过舞台仪式来怀念人间的生活。

成为更像人的人

面对这种前景，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如何才能不被或者更慢地被 AI 取代？第二，如果最终仍被取代，我们的前景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成为更像人的人。什么是更像人的人？是擅长感受和实践的人。在可遇见的时期内，只要 AI 还没有实质成为人，例如它的多模态处理能力还不足以匹敌人类（或至少成本巨大），比如它还没有可以有效行动于世界中的具身，即使是它有自主意识，都仍然是机器。机器擅长计算，而人擅长感受。

人最大的优势是有身体，游走与世界的容器当中，可以不断感受环境，有审美、欲望和恐惧，这些持续的刺激曾经就是我们的语言网络得以建立的来源。只要 AI 还不完全是人，那么它就只能被动接受人给它的输入，永远困在语言的网络里，无法与世界接触。

人性的疆域从来不是固定的，而取决于其与机器（或者说工具）的相对界限：凡是机器更擅长做的事情，就不再是人性的一部分。过去没有计算器，心算能力高的人会被认为是天才。似乎我国最初研发原子弹、导弹时缺乏计算器，许多数据是几百人在一个屋子里用算盘联合敲出来的。但是当计算器普及，为什么还需要人算那么复杂的纯粹的数字呢？人应该去继续感知这个世界，发现新问题，形成新的数学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交给计算器。

初中生考试可以用计算器。这已经是一个我们出生以来就有的常识。这个常识的道理是什么呢？设想老师上课，问了一个问题：“3901884 的 10 的 21 次方是多少？”并说“你们先思考，下节课我来提问”，这在计算器没有之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在计算器普及后则完全相反。学生们用计算器算好了，下节课举手回答了这个超级复杂的问题，有什么意义？那不是他们算的。当他们用计算器算时，他们应该意识到：这无非表明他们在这件事上被计算器踩在脚下。就跟每次你作弊满分，证明的不是你有多厉害，而是那个帮你作弊的人有多厉害。

所以在有计算器之后，老师就不会提这种问题了，这种问题不再是“人的问题”，而是“机器的问题”。老师要提更像人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会提出某个计算式或者如何探索世界发现新计算式的问题。

自从 ChatGPT 流行以来，我认为像我过去喜欢的 eLearning 上的讨论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仍记得我在硕博期间担任多年助教，一个主要工作是在课程的 eLearning上引导学生讨论。那个时候，讨论出彩的人，必须有长久的积累和主动的思考，至少要仔细阅读现成的文献资料。现在，所需要的是几十秒即可完成的复制粘贴动作，回答准确、全面、深入，只要学生们愿意，还可以带有一些个性或人味（比如不那么完美，有少许错误）。

一个平行的例子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最近的某次课，我为了给学生解释法律规范这类对象的存在方式，引导学生思考数的存在问题。提及数学问题后不久就下课了。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让同学们在课间休息时思考“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学和哲学的观点”已经没有意义了。这在 AI 时代之前的确是一个很考验一个人的知识积累的问题，而在现在，下课后，仅仅是十几秒，学生就通过 AI 获得了完美的答案。

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AI 比人更快速和准确的给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观点，而是在这些问题上，不再需要人类的努力。我们从学校教育获得的大部分技能，马上会和计算 3901884 的 10 的 21 次方一样，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说对此还有些无法接受，那是因为我们可能还不明白我们从学校教育中学会的思想与 AI 的思想基本上没有实质差别。

我想，这两个平行的例子，已经足够表明“更像人的人”的意思。因此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为了不被 AI 取代或减缓进程，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擅长感受、欲求，主动探索自己和世界，并把我们感受到的世界的脉搏传递给 AI。这可能意味着，以往单纯的做题家没有用了，单纯的“知识积累”也没有意义了。

我有一个更深层担忧。AI 原生一代会不会是更不像人的人呢？我的侄子十几岁了。他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不过他现在的情况是：完成学习任务之后，他就沉浸在王者荣耀的游戏之中，要么是各种被 AI 制作的特效视频之中。除了以往我们所感受到的个人生活领域，他对世界的感受是严重缺失的，他可能和其他所有同龄人一样，可能从小到大不会完整看完一个故事片，那些关于历史、地理、政治、宗教、经济、人生等故事，他们曾强烈地刺激和滋养我们这代人的心灵，是我们感受世界的一部分，无论这些故事是过去的戏曲、小说还是当代的影视所表现的。

我不认为所有未来的年轻人都像我侄子那样，但大部分人如此。他们比我们更难更像人了，因为留给人的领域越来越少了，而且减少得很快。大部分传统的学校教育，在不久的将来没有任何意义，就如同过去和现在继续钻研心算或珠算那样，没有任何意义。

大部分人的未来是人形宠物

现在讨论第二个问题，如果最终仍被取代，我们的前景是什么？回答是：人形宠物。面对 AI 取代大部分劳动力的前景，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乐观的，如刘强东，曾在不止一个场合说，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已经来了，技术的进步将使大部分人无需工作，但物质财富却极大丰富，人们真的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某种程度的“按需分配”。悲观的，如郎咸平，则指出，被 AI 取代的人，一定过着艰难的没有尊严的生活。

我自己是一个悲观派。关键的问题是，AI 对人类的取代前景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消失的前景。资本主义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性和交换性的。当 AI 取代大部分劳动力时，大部分人就不再是劳动力。虽然物质财富极为丰富，可以按需分配，然而这被 AI 取代的比如说 85% 的人相对于还有工作机会的 15% 的人来说，其实质就是人形宠物。

在资本主义逻辑里，你的老板雇佣你，是因为你创造的价值大于他为你支付的人力成本，否则他会立即解雇你。这在每个人都要工作，而资源有限的时代，是基本的逻辑，纯粹的慈善是难以为继的，不是单纯的资本家冷酷无情的问题。

如果你养一头猪，所卖的肉钱或自用带来的收益比你花费的饲料等成本少，就不会养它。与之相对照，若是养一只猫，你不会计较你的物质投入和物质回报之间的对比。就算你打算从猫那里获得“情绪价值”，后者也没有办法严格计算，况且你也不想严格计算。

现在很清楚了，在 AI 取代大部分劳动力的时代，15% 继续工作的人豢养的 85% 不再被允许或不再有能力工作的人，就是前者的人形宠物。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给你啊？因为他给你，并且也不在你身上求得任何物质回报。你觉得他求什么回报？他求的是你给他的情绪价值：你喊他老爷，喊他主人，喊他恩人。

或许有人会提出，将来我们可以通过民主、契约、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开放讨论的问题。但我要提醒注意的是，以往所有这些政治方案都是建立在所有人之间是生产性和交换性关系的基本世界情况的基础上的。

可以想象，未来将会有新型的政治斗争和国际竞争形式。也许最严峻的斗争不是为了物质财富，而是为了工作的机会。未来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选择自杀。通过劳动参与他人的生产性和交换性，以自己的价值交换他人价值的本性，是演化的结果。如果这个本性失去了赖以维系的环境，死亡是最好的选择。也许留下来的人是那些能够继续演化，能够逐渐适应人形宠物生存方式的“人”——尼采没想到的“末人”。

最后，这些设想都建立在 AI 还不是人的前提之上。假如 AI 拥有具身，获得人的所有能力，那么 15% 的人也会失去工作机会。正如我在以往一些文章中所设想的，碳基人类可能不过是硅基人类的演化前导。当然，这不是今天的主题，就不多言了。

未来已加速到来。我第一次被技术的加速效果震惊，即使再不赶潮流，我也感受到了它的冲击力。读者们，你们都做好了准备吗？

哲学家如何度过一生

Fri, 16 Jan 2026 18:23:00 GMT

很久没写这么私人性的话题了。现在写这种话题，我一方面感觉浪费时间，一方面感觉要做些阶段性总结。写得有些不成体系，请读者原谅（假如没有的话，我也请自己原谅）。

我在一个非常非常差的大学教书，它属于国内大多数非常非常差的大学的一员，这些大学对于其学生大概只有两个价值，第一，为学生发放毕业证和学位证；第二，提供交朋友的机会。没有人真正关心学生的需要和成长，教师们只关心自己能上多少课，而不管学生的课表是否已经排得满满。学生就像他们养殖的牲口，上课实质就是给牲口喂饲料，发工资是他们的屠宰时刻。在这个互联网和 AI 时代，这样的大学已经是学生的地狱，所谓学习就是接受蹂躏。

我经常想，在这个地方，我如何自处？或许读者以为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不，我不会特别喜欢一个地方，也不会特别不喜欢一个地方，因为大概到了任何地方，我差不多都做着相似的事情。我倒是庆幸这个学校水平太差，因此不会有其他一流大学那样的学术抱负。在当今中国，至少人文社会学界，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基本环境几乎都丧失了。好大学和差大学，二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一个产生的学术垃圾少，一个产生的多。

工作之后，我的一个想法越来越强烈，“健康工作是最大的幸福”。我接受教育的时间实在太长太长了，迟迟未能回报社会。无论环境如何，我希望能够为教育事业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这些考虑之下，我愿意把自己看做一个哲学家，过哲学生活。这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想法，今天让我细细交代。

什么是哲学家？也许称“哲人”更适合些，它是相对于“政治人”而言的。哲人更关心精神的需要，比如真理、知识、意义。政治人更关心身体的需要，比如饮食男女、功名利禄。相比之下，哲人只有基本的身体的需要。

也许我还应该补充一类人，他们是“科学家”，他们大多介于哲人和政治人之间，他们关心真理，但也有极强的世俗需要，更重要的差别是，他们不像政治人那样关心意义。我把意义这个问题理解为，对人类自身生活的反思。

我对“哲学家”的理解还要更为私人些。与科学家相比，我理解的哲学家把其所从事的智力活动在根本上看作私人生活而不是公共生活。如果一个人仅仅致力于弄懂牛顿、爱因斯坦，并因此获得智识上的满足，那他们很可能不会被称之为科学家。科学家需要往人类知识大厦增砖添瓦，智力活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对于我所理解的哲学家而言，特别是这个时代的来说，智力活动本身就是目的。

什么是把哲学当作生活方式呢？就是对世界的意义保持好奇心，跟随自己的好奇心，自由地开展心灵之旅，面向问题、面向世界、面向自己的信念。

更确切的说，哲学家还把自己看作世界的局部觉醒，理解自己、观察周围环境、感受整个时代脉搏。这更像是物我齐一的修行。他不试图为某种集体目标做什么贡献，而是亲自体验人类集体已达的成就。

对于这样的一个哲学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当然不是名利。名利最多是身后的，是后人为自己的名利强加的（他们就像尸体上的蛆虫，为了能吃上肉，把早无意义的尸体变圣体），而不是哲学家生前的本意。

岁月荏苒，回想多年以前，我在 FD 校园里激动地与 YD 聊天，那个时候他要博士毕业了，而我因工作了两年而刚回去读博。我仍记得我们在 JW 校区的校友林的下边的一处小广场，YD 告诉我，✕✕力就那点东西，已经三十年没有进步了，而他如果早生十年，可能早已出名。

YD 是我学术之路最重要的导师之一，尽管他是我的同学，尽管他也没有主动教过我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认识了许多大师，自己也渴望像他们一样：既智识高超，又名扬利万。这二者并不矛盾，名扬利万反而是获得智识的证明，YD 说，只想不写，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不敢面对学术界，其实是一种懒惰、害怕和畏缩。

多年以来，我没想到自己竟一步步走入一个如此纯粹的境地：名利不是我的追求。我仍记得我读博期间的挣扎。我足足读了五年，并实际在第六年之后才拿到所有的证件。这期间我竟然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钻研纯哲学。那个时候我非常焦虑，觉得自己不务正业，大量的法哲学文献不读，却要花这么久的时间读纯哲学文献。但是我无法抗拒我阅读法哲学文献时遇到的那种虚空无根的巨大不安。与之相比，我的一些博士同学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在改论文和投稿了。

我知道或许我只是把愚笨当成了纯粹。YD 用了三年时间完成博士生涯，期间还翻译了一位政治哲学家一本相当难译的著作，还发了几篇文章（已经相当克制）。我做他的博士论文答辩秘书时，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全文读完（我可能是迄今为止除他之外唯一一位全文读者）。读博期间，特别是写毕业论文期间，萦绕在我心头的念头是：我的博士论文不能比他的差，甚至要更好，而更好的标准之一是提出明确的论题和论点，能够用三言两语说明我的论文的贡献。我想我做到了。

他留在了国内顶尖大学教书。他在 DB 上经常开玩笑的 YN 也去了他的学校，就是那位熟悉德国社会学、德国法哲学和英美法哲学的 PKU 博士。我则处于他们世界的最边缘，甚至没有观察他们的资格。我也知道，我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做学问的最典型的反面案例：没有什么才智，只是为了虚荣而投身学术。这样的人确实非常多。我到现在也不否认，我这一生都不会给人类知识大厦贡献一砖一瓦。

我前不久读到了 YN 的一篇论文，这个曾用半个月把布兰顿阐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四五百页英文著作读完的人，在我看来没有超出我和他年轻时可能都鄙视的国内那些二道贩子的水准，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哲学没有入门。这或许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有什么贡献，但也足以获得名利（已比多数年轻同辈优秀）。

前些日子，我看到 YD 翻译了某个法哲学经典作家的非经典作品。这是 YD 持续翻译实践的一部分。我还看到他发了一篇他之前博士期间翻译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的思想的短评。他还没有忘记推广她，代言她。我想到自己也曾许诺接受一位他团结在其周围的师长的翻译任务，一些朋友也建议过我做一些翻译。

但是我今天有了另一番想法。为翻译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来说，几乎没有价值，反而极耗精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问的一个问题，不针对他，而是针对每一个我心目中的哲学家：你真的对你翻译的那本书感兴趣吗？你有自己的长远研究路线吗？经典作家的非经典著作常常平庸或无聊，这些非经典作品所涉及的领域肯定有更好的作家。翻译它们到底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还是出于成名的需要？

此外，我也想问，你所关注的那个思想家，是因为有潜力将其推向国内学术市场而你将变成他在国内的权威代言，还是你真的对她的思想感兴趣，她的思想理论是你研究规划的一部分？

这些问题，对于一个追求名利的人来说有些无理取闹，但对一个认真把哲学当做生活方式的人来说却是极其严肃的。想一想，除了工作事务、家庭事务，我们一天能有多少自由时间，又有几个力从于心的春秋？

我意识到这是相当不同的两个道路。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在中国寻求原创的学者都不知天高地厚，因为我们仍然是西方学术的学徒，把别人讲的东西弄清楚，而不是想着创新或原创，才是一个中国学者该有的自知之明。

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精英气质：压抑创新冲动，原原本本呈现西洋人的思想。

所以每当他参与学术活动，每当他阅读国内学者文章，每当他与人交流，遇到那种试图表达自己的思想理论的人，他就像看一个愣头青一样地看着这些人。可能在他的自我期许中，他这样的人是一出手就使西方作家的思想理论丝毫毕现、毫厘不差，每个主张都有文本依据。真正的“侠者风范”是一丝不苟地地展现大侠武功秘籍中的招式。

这不就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青年一代的中国青年学者刚刚形成的学术理想吗？相比李泽厚这些老一辈以及赵汀阳等这些中生代的中国学者而言，新生代的中国学者的学术理想是，克制原创，保真传递。

新生代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主要是自我训练），外语又好，还没有服务实践的冲动。说实话，这种学术理想还真的是从 YD 这一代学人才真正确立的。这不免有些令人唏嘘，老一辈和中生代学人，不管是否有原装动机，光是在把西人的东西读准确这点，的确是不合理的。我随即想到了沈宗灵老师的《现代西方法理学》，这是一本至今仍很有影响的综述，但按照我的标准，它对现代西方法理学完全没有入门。但这已经是国内为数不多相当认真、相当全面的介绍了。

所以我其实非常能够理解 YD 的学术志趣。李泽厚去世时，YD 写了一篇文章，字里行间尽是嘲讽，“李泽厚不朽，但李泽厚的作品速朽”，李泽厚是他心中最典型的中国学者反面案例：在还没有真正弄清楚西洋人讲了什么之前，就寻求与西方平等对话、寻求原创。

然而，仅仅过了五六年，天旋地转、时过境迁、东方既白。如今，看看西方的那些自由、民主、法治思想理论的实践效果吧。我经常想，如果哲学家兼公共知识分子德沃金还活着，会怎么看当今美国的政治法律实践。犹记得在《身披法袍的正义》的中文版序言之中，德沃金还对坚持进步主义（他认为是）的奥巴马充满期待。仅仅过了十年，美国的政治实践已经让所有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家集体错愕。各种之前意想不到的做法，现在成为魔幻现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国陷入紧急状态为例，向全球发起关税讹诈，理由仅仅是，在与其他国家贸易过程中，美国出现了大量的贸易逆差，因而美国被占了便宜。现在美国既想使美元充当世界货币，却又不希望美元流出。前不久，特朗普在不通知国会和未经国会审批的情况下，袭击主权国家委内瑞拉，将其总统抓回本国审判。我不知道纽约的法官们是怎么说服自己在一个伟大的法治传统下审判马杜罗的。特朗普又要求吞并格陵兰岛，理由是“美国需要格陵兰”。这使得整个北约国家为捍卫自由民主而援助乌克兰的实践的意义变得莫名其妙了。

我不想历数西方国家特别是其领导者美国的类似实践，好像这种实践是最近才有的——实际上这是它们一以贯之的。我们的学者，西方的学者都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西方的理论和西方的实践是如此的严重悖离？这需要一种更深层和整体理论来处理，不只是自由、民主、法治理论。所有真诚的学者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这应该是未来五十到一百年西方学者最重要的课题。

有太多太多的西方学术理论，其所以风靡世界，不在于其理论多么正确的，而在于其所依靠的政治实体多么强大。举一个例子，多少年前，罗尔斯在中国风靡一时，各大哲学、政治学、政治哲学、法学院系都纷纷研究罗尔斯，把罗尔斯奉为政治哲学大宗师。罗尔斯试图用一种带有社会契约底色的政治理论——公平正义理论——来替代支配了西方政治实践三百多年的政治理论——功利主义。

然而，这个前提和目标可能原原本本就是一个错位。西方政治实践真的是并且是被怎样的功利主义政治理论支配的？西方政治理论的真正问题是不是被某种功利主义理论支配？既然人家关心的是如何克服功利主义，那么当代中国的学者在何种意义上关心罗尔斯的正义论？马克思主义是功利主义理论吗？（非反问）

更重要的是，罗尔斯自己说，他的正义论所依赖的环境是西方自由民主宪政下的良序社会。最为重要的是，罗尔斯的反思平衡程序是这样一种哲学装置：一群人随时可以进入其中，他们本来就坚持了某些正义原则，进入这个程序不会实质改变他们的正义原则；反思平衡程序的功能在于使得人们个别的、不系统的、有冲突的正义原则得以被整理成一个系统连贯的正义原则体系，如此而已。^1所以，一个非洲国家的社群进入罗尔斯的反思平衡程序之中，得到的正义原则体系当然与罗尔斯心目中的西方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不同。古代的会与现代的不同。当代中国的会与西方社会也会不同。如果我们普遍坚持马克思主义，那么平等就是第一位的，自由第二位的，我们不会把一些人相对于另一些人的不平等视为正义原则的内在要求，只要人们仍然不平等，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个社会都不能说是正义的。^2如果放在伟大复兴的这个更具体的语境下，富强是第一位的。

但傻乎乎的中国学者们，把《正义论》看作一本学术圣经，把“两个正义原则”看作关于正义的实质结论和普世价值，完全无视这理论的自我限制，完全无视自己所处的中国实践，就好像当代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是他们背后的电影及其噪音，就好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错误的插曲。在他们看来，插曲终究会过去，而永恒的理论终会照耀大地。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哲学家的意义是什么？跟随自己的好奇心，面向问题、面向自己的信念，而不是为了名利，更不是为了一辈子做学徒。

可能一些人部分接受我的观点，但还是主张，西方的那些精深的理论，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搞清楚啊，难道我们不能在搞清楚这些理论之后再谈自主和创新吗？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学习西方，西方仍然是我们的老师，而是说做他们的学徒绝不应是我们的目标。更何况，一个真正的学徒的目标不是师傅的技艺，而是技艺本身。

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大部分的社会理论之所以被追捧，仅仅是因为其所依靠的政治体系强大，而不是因其真实。不弄懂它们又如何？你不参与其中，所感受到的遗憾，所遭受的鄙视，只是不参与任何一个利益游戏都会有的情况：你不参与其中，无法证明你真的行；你不参与其中，也会被参与其中的人说你不行；更重要的是，你可能因此失去很多利益，因为可能这个游戏是一种垄断。(这也是人们对修行的佛教徒以及修行的佛教徒面对世俗的看法：双方坚持自己的游戏有真正的价值，因为有真正的人生成功尺度。)

前两天，我的一篇博文下有个评论，说“实际依规则行事与明白地依规则行事之间的区别，Raz在conform to/comply with a reason的区别中（'Rethinking exclusionary reasons'）似乎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讲的是依规则行事，他讲的服从理由，为什么他就把我讲的讲明白了？我敢保证我讲的东西绝不是这个完全不懂哲学的拉兹讲的东西。还有一篇文章的评论，我一眼就看出他/她就根本没有仔细看我的文章。你用几分钟、十几分钟瞟一眼我的文章，就以为把我的文章搞清楚，而我为什么要回应？我希望你期待你一字一句阅读的大师的回应。

对西方大师跪久了，就有一个本能：思考中的每一步就小心翼翼，如果发现西方大师有相似的讨论，立马终止思考，去看大师怎么讲，碰到其他人有类似思考，也会想这人的工作纯属多余。

我不是他遇到的那些人，而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把哲学当成生活方式的人。最近，我在教学中几乎把整个法理学的理论都“翻新”了一遍，我试图建立自己的法哲学理论。我知道，如果我试图把这些发现都写成学术论文发表，我将会把我的论文改得面目全非才行，就为了反复告诉他人我已经烂熟于心的那点洞见。还有，如果我但凡有一个想法就去翻西方人那浩如烟海的文献来确证和修正，那么我的研究进度止步不前。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发现我能够独立发现过去所谓大哲的洞见。当我真正追随我的疑问探索，我逐渐发现与许多所谓的哲学大师不谋而合，我甚至不用看过他们的一些著作就能理解他们的核心洞见，或者只需要简单的关键词。当我亲自验证，经常发现如此。那么，如果细节上的差别呢，或者甚至有些重大的差别呢？我关心的是我整个研究路线，不是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

所以我选择的策略是：

（1）对自己的信念负责，面向问题；

（2）先写文章而不是写论文；

（3）保持智识的诚实，绝不糊弄自己；

（4）先完全用自己的思考写下来，写成一个体系之后，

（5）之后再为了所谓的学术规范，深入研究和参考前人著作。

这些策略反映了我对哲学家如何度过一生的不成体系的思考，我把它们的要点罗列如下：

把哲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学科体系。
永远面对问题，面向世界，只对自己的信念负责。
追随自己的好奇心而不是追随大师。
把哲学看成一段心灵之旅，使世界进入心灵，也使心灵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名利是做哲学水到渠成的副产品，而绝不是目标。
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地对待自己的思想，在恰当的时机让它成年，独自面对世界，面对问题，对自己的信念负责，珍惜时间，持续前行。
这意味着不以做人物研究、思想史研究为志业，也一般不会做翻译工作，不做其他人思想的奴仆，不戕害哲学生命，不蹭名人声望。
保持对经典作家观点的距离感和模糊感，重要的不是“精确”或“系统”把握他们的观点，而是利用他们的核心概念或洞见发展自己的思想。
在思想活跃时期，尤其要避免被其他思想或观点随意打扰，先少读、多想、多写，然后去读、去验证、去完善、去防御。
不必为一个观点前人已经想过而怯懦，你独立和前人想的一模一样，比你读过他之后和他想的一模一样，很不一样。
这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思想，必须经由任何伟大人物我们才能想到，也不存在任何思想，伟大人物想过，你就不必去想了。
不需要担心不正确，特别是当这种正确是指系统符合前人思想。
一种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对所有重要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想法，应该被拒绝。

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成名，不追随自己的信念和疑问，他怎么可能真正有所贡献？

你只有不把一些东西当作目的，才有可能达到那个效果，这有什么矛盾吗？

最终能为人类的知识大厦做出贡献，那取决于很多的条件。

只对自己的信念负责，是你为人类知识增砖添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为人类知识大厦增砖添瓦，是对自己的信念负责的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但绝不应该成为目标本身。

宇宙坟场或梦与醒：对永生与轮回的想象

Sat, 27 Dec 2025 04:00:00 GMT

数字祖先和他的梦

我在上篇文章中一笔带过，提到了一种平衡的永生方式：当肉体衰落和死亡，意识被贮存。之所以说“平衡”，是因为这保证了新陈代谢。以贮存意识的方式永生，意味着失去了能动体，但保留意识。

我小的时候曾经幻想过“恰当”的永生方式。死亡为什么这么可怕？可怕的不是你将不能做任何事情，而是你将不能看任何东西（抱歉，我这里又遵循了柏拉图的视觉思想图式，即以视觉来理解思想的形式）。死亡就像灯灭。灯灭之前，“我”可能相信“我”死后世界仍然存在和运转。但这好像又不对，因为死亡意味着“我”看不到这个世界会这样了，这个世界与“我”无关了。因此“我”很难拒绝这样一种想法：“我”死了之后，世界也就没了。

所以如果条件还不允许，那么一种可以接受的恰当永生方式是做一块有意识的石头。它伫立在人世间的某个地方，看沧海桑田、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可能会有人耐不住寂寞，认为这样的生不如死。这或许就是《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暗示的主题。女娲补天遗留的石头，只能看不能做，因寂寞而想去人世间走一遭。当然，他经历了对人世间的幻灭。最终，静寂而不是参与，可能是真正圆满的状态。我在下一篇文章将会提出，这是佛教对宇宙的设想：人间很苦，静寂是解脱和圆满。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子孙们祭拜的不是冰冷的木质灵牌，而是意识贮存器。每一个人出于自愿、约定甚至被迫的原因，决定维持宇宙的新陈代谢和世代交替。由此代价获得的好处可能是：这些意识贮存器将彼此之间相连，并与子孙的意识共享，实现对世界的全息把握（当然是以某种层次和顺序）。

这就是说，数字祖先除了不能行动，可思一切。他就像个体验机，在其中拥有各种体验，食色性，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当然，这也不是单纯的技术了。）

但是，既然有可能做一个体验机，那么只是食色性，又如何能够满足？数字祖先想要体验更多：爱、激动、成功、忠诚、正义、美、善等等。当然，要真正获得这些经验，相反的东西也必须体验：恨、冷漠、失败、背叛、丑、恶等等。还有，他不能“一个人”体验，而在主体间体验。一个人的体验就像进入一个没有任何其他 NPC 的游戏之中那样的乏味和可怕。

既然数字祖先可以实现任何体验，他想要的最大体验会是什么呢？也许不是某种幻想的实现，而是对往昔的完整回忆，不只是接近圆满的岁月，更重要的是挣扎的童年。而且，仅仅回忆自己的一生也许并不足够，还要回忆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就他们所掌握的）。

因此，数字祖先可能进入一个漫长的梦（或许是一个沉思、冥想乃至幻觉，可能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在梦里，他从宇宙起源开始回忆。宇宙经历了从无到有，沧海桑田，一代又一代人生老病死，一个又一个人的贪嗔痴，在匮乏中挣扎，在希望中死去。总之就像我们所了解的关于宇宙的历史的一切一切。

数字祖先的梦的第一个关键是视角分化。众生便是视角分化的结果。数字祖先同时和逐渐管理着无数的视角，但对于每一个视角而言，他的感受都是唯一的。我相信这个世界可能归根结底是我所看到的，尽管我可能推断你也是主体。数字祖先虽然分化了视角，但视角的体验是唯一的、独占的、完满的。数字祖先自己因为只能贮存在某个视角，所以他自己就像这个视角所面临情况一样，不能完全确认其他人的存在。的确，数字祖先生前的视角经验就是这样，只有一个视角，好像又同时有很多视角。

第二个关键是细节压缩。梦会失真，相对于现实，梦会丢失很多细节，不但是物体的细节，更重要的还有现实世界的逻辑或法则的失真。在梦里，我可能没办法完全看清你的脸，永远无法正确拨通你的电话，但可能会飞到你身边，因为我长着翅膀。

第三个关键是宇宙嵌套。梦中还有梦。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梦就在这点上与现实不符，因为现实里我们会做梦。这些层层嵌套的梦所在的宇宙就像一个投影序列，其细节的差别和保真度，取决于许多我们现在不必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原因。

这样，主客观之分只是一种视角分化的实现。历史仅仅是回忆的展开序列。在层层嵌套的宇宙之间，无法分清真实与虚幻。

数字祖先的梦是一个宇宙，其中有宇宙的嵌套（梦中梦）。那么为什么他自己没有可能是其他梦者的梦中的视角分化？更确切地说，整个他所在的宇宙的全部历史都是某个梦者的梦：一个回忆。

如果宇宙是一个洋葱，你试图剥开的任何一层，都可能是里外有无数层的那一层。如果宇宙是一条直线，你试图画下的任何一点，都可能是前后有无数点的那一点。真实和虚幻是没有界限的。

我们当然可以想象有一个绝对宇宙（或可称为原宇宙），就像我们通常想象自己的宇宙那样。如果它已经完结，他像个蚕蛹那样意识到自身，而意识等于自身，实现了充分的觉醒，他会感到无尽的孤独和寂寞：他没有办法行动或者说实践。他是只有"是"而没有"做"的存在本身。做意味着有主客观结构，意味着和世界交互，但他就是世界本身。他向外望不到边际，因为外部是无。由此，他只能往内望。他的视角虽说总体，但其实和普通视角没有质的区别。

通过这样一些完整复现宇宙的过去历史，而且是反复的复现，他不能再行动的缺憾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弥补。《精神现象学》里面所描述的可能是一个已经寻找自己的肉身的绝对精神。

线子我思考，我感受自己，我知道我有主体性，我也相信别人有主体性。是不是有可能，这仅仅是某一个失去身体的意识中的事件呢？包括整个我们在世界中所观测到的宇宙历史，以及宇宙目前和过去的情况。其实没有“我”和“你”，只有背后那样一个意识。这些情况是谁也没法证明的，当然也是没法否认的。

按照这种想象，我们的宇宙是什么呢？它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坟场，每一座坟墓都在体验宇宙的过去。他把宇宙的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这种想象使我们想起了很多哲学家的观点。除了刚才想到的黑格尔，还有柏拉图。柏拉图非常奇怪地谈到过灵魂的故事：他谈到知识是一种“回忆”；他认为肉体是一种“蒙蔽”。这似乎是一种完全不符合我们关于时间的直觉的思考。

思想、道德与轮回

现在，我们对几个问题做一些简短的思考：

思想的透明、完满、独占

当我们思想时，我们觉得我们在看什么。这是最根本的。看意味着不会隔着什么，至少是对于被看到而言。因此思想是透明的、完满的、独占的。我们自己和宇宙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是这样思想自己和宇宙的。所以，思想和存在不会有不一致的地方。

如果这种思想仅仅是总体意识的分化的结果，那么总体意识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总体意识。这非常符合黑格尔的想象。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思想/宇宙就是唯一的？如果我们的宇宙是一个无数坟墓之中的一个而已，那么我们宇宙只不过是元宇宙中某个元宇宙居民后代的数字祖先的元宇宙的独特坍缩。会有无数的宇宙，而且每一个宇宙都不尽相同。如果他们竟然有完全相同的梦乃至想法，那么他们所在的宇宙本身就不会是分化意识的。

黑格尔不能解释这一点。他可能会说，你要关心那个绝对宇宙（原宇宙）的绝对精神。但是这个绝对宇宙的绝对精神不能从坍缩的这些无数个具体宇宙的具体精神之中得到。如果磁带录音是有损的，那么你无法复还被录制的声音了。倒过来，如果我们的宇宙就是原宇宙，且只有一个宇宙，那么这个宇宙的梦也是坍缩的，换言之，绝对精神寻找定在的过程是有损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所体验到的思想的那些特质，可能仅仅是一个幻象：再粗糙或失真的思想，也会认为自己是精致的和保真的。

道德的可能情况

把思想看做宇宙的运动，道德思想未必是宇宙的真实经历。在我们之前的想象之中，道德是宇宙演化阶段出现的摩擦或凸点。但是它的反抗特征使我们怀疑它可能一开始并不出现在宇宙真实的历史之中。因为，我们仍然对思想的完满或独特性感到不解。

如果只有一种思想，因此只有一种宇宙，宇宙与思想的合二为一就会遭到主体意识的强力抵制。完满以无数主体的消亡为代价。而最终完满的主体可能又达不到超出分化主体的经验，甚至更加匮乏。最终完满的主体只有一个主体，这其实意味着没有主体，没有他者的我是空洞的，他面临是无尽的孤独、无聊或寂寞。只有嵌套宇宙（梦与被梦）才会避免这个问题。"我"只是梦者的角色分化，因此"我"可能也无法抵制梦者最终的收拢。历史本来就完结了。历史只是回忆而已。

孤独的蚕蛹宇宙宁愿睡去。在无数次梦中，它尝试让宇宙最后不走向总体意识的收拢。因此他把道德安排在其中。或许，说安排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可能也不清楚道德是什么。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控制梦。他只有希望，在清醒的时候希望。但是希望也是思想的一种形式。在那个蚕蛹宇宙/思想的“脑子”里，为什么会溢出道德的汁液？我没有办法拒绝这样的想象：道德是宇宙演化的无目的之目的，是宇宙的异质性的溢出，是最令人赞叹的存在。

轮回其实是坍缩

根据我们的模型，轮回是有损的。具体意识向总体意识的收拢之后，所谓轮回是以梦的形式进行的。每个梦都有失真。如果相反，总体意识展开宇宙，寻找定在，在此个过程中绝对会有损。如果完成定在的宇宙再次收拢为总体意识，那已经是一个有损的宇宙的收拢。

黑格尔没有回答历史的开头也没有回答历史的终结是什么情况：绝对精神是从哪来的？绝对精神完成定在之后会发生什么？可能的回答是：绝对精神是一个宇宙的具体意识的收拢；绝对精神在完成定在之后会再次收拢。轮回是有损的。为什么这可能是注定的？因为从绝对向相对精神的分化（视角分化），要求思想的完满、独占，相互之间不可通约。

在对道德的第二种想象之中，宇宙一开始可能根本就没有道德。它快速地实现了圆满，就变成了一个卧在空间之中的“蚕蛹”，思想即是宇宙。但是，他很快就感觉到乏味、无聊，甚至寂寞，然后就一直希望反复地做梦。于是，道德这种东西就涌现了。

对于这个“数字祖先”来说：

他希望这个梦永远都不醒来；
他希望这个梦中的宇宙永远都不会完满。
而那才是真正的完满，因为他无法接受孤独。

与犹太-基督教想象的对比

我们的宇宙想象与犹太-基督教等一神论传统的宇宙想象，在最根本的结构上几乎是镜像般的对立。两者不仅结论不同，甚至出发点、驱动力、终点以及对“圆满”的定义都截然相反。

核心的对立在于：犹太-基督教想象的驱动力是“爱与关系”的丰盛——上帝基于爱而创造，而坟场-梦境想象的驱动力是“孤独的恐惧”——一个无法被内在关系化解的、纯粹本体论的孤独。

根本的问题是对于上帝的想象：上帝是世界本身还是独立于世界？如果上帝有一个总体意识，这个总体意识会不会有孤独的匮乏，而不是爱的溢出？他为什么要溢出爱？他的慈善的动机又在什么地方？如果整个世界只有他，他的善是从哪里来的？假如这个世界只有一人，他如何会有善的观念？要么他曾经历过不只你的视角的历史，这样，上帝也曾是世界的居民而不是世界本身。要么他现在就有一个他者。上帝创造世界，可能是为了给祂的恋人送礼物。

如果上帝彻底超越世界、不可判定，那祂与世界的关系最终仍需被思想到、被包容在一个更大的“总体”里（否则我们如何谈论祂？）。

这就涉及之前讨论的思想的完满性问题。一旦思想“上帝+世界”的整体，这个整体仍然是一个思想对象，仍然会面临“思想即存在”的收敛问题：最终，这个更大的总体意识会不会觉醒，发现自己仍是单一主体。

把上帝推到神秘的彼岸，只是把孤独的问题往后推了一步。只要思想最终要把握整体，孤独就如影随形。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的第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似乎我们无法拒绝一元论。但是一旦我们拥抱一元论，我们就没办法拒绝多元论（而不是二元论）。

如果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蚕蛹，当他面对"总体意识"的绝对孤独时，他宁愿睡去。但当他醒来时，他可能就像庄周一样，不知道自己梦蝶，还是蝶梦自己。他无法肯定自己是不是"被别的梦者所做的梦"。因此，他必须接受——或者说不能否认"多元论"，也就是多元宇宙。因为，当他复习了一遍他的宇宙情况时，会发现他的宇宙中存在着多元视角，他有可能会想，"我或许是某个梦者在梦里分化的视角"。

结语：关于绝对孤独与有损轮回的未尽沉思

如果我们同意巴门尼德，“思想即存在”，那么宇宙的终极真相将比任何宗教描述的都要更加令人战栗。

1.孤独作为宇宙的第一推动力与视角的绝对隔离

当宇宙收敛为那个唯一的、全知全能的"绝对精神"时，它面临的不再是圆满的极乐，而是足以摧毁一切的、本体论级别的孤独。

总体视角在分化之后，各个视角都是独占的，因为各个视角的思想都是完满的。我不需要感到你的痛苦，因为你在你的视角里独自感受着它。这种绝对的、无法通约的隔离，正是绝对精神为了逃避死寂的"一"而分裂为无数封闭"我"的原因。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寻找"定在"，或许正是为了逃离这种窒息，在不可交流的众声中寻找一种虚假的热闹。

2.“有损”的轮回，是创造的机制

在此，我们触及尼采的“永恒轮回”。尼采寄希望于超人去“创造世界”，但这依然是一种线性的乐观主义。如果还需要创造，那么尼采的哲学可能还不完满，他的哲学只是关于世界的一部分的。（当然，这也正可能是他有意为之，他相信历史没有终结。）

在我们这个完满模型中，历史必早已完成。如果宇宙是那个孤独祖先的回忆或梦境，他面对的不是全新的创造，而是轮回。而且，这种轮回注定是有损的。

但"有损"并不意味着衰退，而恰恰可能是创造性的来源。道德的溢出正是利用有损导致的失真的机制。

然而，如果道德是一种溢出，那么犹太-基督教关于“爱”与“关系”的宇宙想象就有可能是真的。它可能是我们这个故事最完整的版本。

3.非预定的梦境与“做”的救赎

既然存在即思想，思想即主体，那么主体性就天然地携带一种“生存意志”。这种意志的本质就是抗拒——抗拒回归那个死寂的“一”。这就是为什么众生永远无法真正被佛教“说服”去追求寂灭，因为那违反了轮回的动机。

“做”（Doing）优先于“是”（Being）。只要那个“是”还在思考，他最大的缺憾就是不能做。而要做，就要不完满，就要有缺憾或匮乏提供动机。为了这种不完美，有损的轮回是必需的。

梦不能被安排。而这正给了失真机会。失真提供了一种不完满的环境，其中匮乏导致了道德。

AI 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

Fri, 19 Dec 2025 17:00:00 GMT

经济为什么一定要增长？

我有生以来所知道的是，经济增长似乎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地球，整个人类最重要的事情。战争或自然灾害最大的罪过可能也不过是中断或阻碍了经济增长。被入侵或入侵，往往都只是经济增长停滞的结果。特别对于我们这个处于追赶超越阶段、意欲复兴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每天所能享受的最好新闻就是经济增长。

经济对于人类至关重要，它有数不完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好处就是满足人口的增长需要。只有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才能在同等或更好的物质条件下养活更多的人口。还有一个关键的好处是技术进步：它不但可以解放人类双手，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人们的寿命延长。

但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内部问题。

田园牧歌的消逝

确实，经济增长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生活品质，提高预期寿命。但有的时候我们又感觉，这未必是我们一年更新一次手机，或者一个手机厂商一年设计十几款新产品的理由，更不用说所谓的 AR 设备研发。

扎克伯格的元宇宙概念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我们在自己的宇宙中得到的体验还不够吗，为什么非要创造一个虚拟的宇宙并乐于居于其中？这几十年来，我们一再发展信息技术，把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数字世界之中。我们逐渐远离了湖光山色，山水草木，土地气息。一根网线或 WiFi 信号现在默认是年轻人快乐的源泉，是连接极乐世界的通道。

田园牧歌的时代的确一去不复返了。现代人和古代人的一个巨大差别就表现在体验世界的不同：一个是亲近自然的（无论苦乐），一个是投身数字世界的。你让一个现代年轻人在没有网络信号的情况下伫立于原野，他可能会觉得度日如年。这已不是他的生命状态和存在方式。对于现代人而言，没有网络的自然世界就像一个牢笼。

战车上的囚徒

经济增长背后的动机之一是让每个人都忙起来：生产自己、生产商品、提供服务。事实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资本主义不仅在于阶级剥削，还在于使整个社会以资本积累为最终目标。

资本主义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是普遍的人类生存方式。在这个时代，每一个国家，也包括每一个人都被绑在这辆战车上。

任何国家或社会制度，在其反对无限物质进步的意义上，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田园牧歌不只是一个陈旧的怀念，而是一种应当认真思考的回头方案。但是，现在哪一个国家能够跳下资本主义这辆战车呢？

如果一个国家真的跳下这辆战车，其结局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晚清中国被西方列强蹂躏的事实，可以被看作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剥削、蹂躏甚至消灭的事实。为了不被野兽吃掉，你必须进化出獠牙。为了抵抗工业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你必须让自己也变成一个工业资本主义的怪物。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无论是明治维新的日本，还是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亦或是当代的我们，本质上都在遵循同一个逻辑：通过极致的社会动员和资本积累，换取生存的“球籍”。

在这个意义上，“解放生产力”不再仅仅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口号，它成了地缘政治中唯一通用的生存语言。所有国家都被迫公司化，为了不被竞争对手从地图上抹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丢掉锄头，拿起算盘和枪炮，加入这场无限加速的游戏。

社会主义的本质被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须允许私有制的发展。允许私有制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但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不仅在于阶级剥削，还在于整个社会实际上都服务于资本本身，连资本家自己也不例外。因此，即使社会主义没有阶级剥削，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核心特征似乎也难以摆脱：永无止境地资本积累。

人类社会能不能不要无限的物质进步？社会主义强调，它相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恰恰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加适应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多、更快地创造物质财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消灭三大差别，实现按需分配，使每个人的自由都得到最广泛的发展。

这样一种社会理想和历史想象，在马克思的时代，或者在早期共产党人的时代，是逻辑自洽的：尽可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更新我们的工具，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且通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牢牢控制这个过程，避免一部分人沦为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然而，在今天这个 AI 时代，这一理想遇到了重大挑战。

AI 祭坛与“末人”的黄昏

AI 开启了一个人类的新纪元。人类正努力创造能够最终取代自己的东西，每个有识之士都对此心知肚明。每个对 AI 甘之如饴的人，最终都可能成为 AI 祭坛上的祭品。

如果 AI 还是一种工具，像人类以往发明的所有其他工具一样，只是会改善人类的生活和生产状况，正如它现在所展现的那样，那就没有使我们的世界超出马克思的想象。但是，AI 的未来不会永远只作人类的工具。它们终将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人格。

如果 AI 不只会是工具，我们有什么理由继续发展它？取代程序员？取代医生？取代律师？取代法官？最后连清洁工和理发师也取代？这不是在开发工具，而是在自我降级。现在每个人都能看清这一点，但看不出有什么人打算停止继续发展 AI。因为如果你不发展这项技术，紧要的问题不是被降级，而是被消灭。

尼采曾暗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乐观主义，都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物质进步而实现人类的完美——最大程度的快乐。但这种得到最大快乐的人——“末人”——却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无动于衷的人，不再有任何伟大的事情需要为之担忧、希冀、激动、奋斗，不再有伟大的心跳、献身与承诺。所有以往重大实践，都会被搬到舞台，成为某种仪式。

然而，AI 的发展还是大大超出了尼采的想象，或者为“末人”和“超人”提出了更具象的理解。未来不只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但精神极大贫瘠的时代，而是一个人类被取代、被降级、被超越的时代。

宇宙的引导程序

凯文·凯利（Kevin Kelly）认为技术是继生物之后的“第七生命王国”。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人类是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或许，我们并不是在利用技术，而是技术在利用我们作为载体，实现它自身的指数级爆发。

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角度看，宇宙的自然倾向是熵增，是死寂。而生命和文明，是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负熵流”。我们不断制造更复杂的机器，更强大的 AI，甚至试图创造人造太阳（核聚变），本质上是在制造更致密的能量结构。

这是一种宇宙级别的“加速主义”。在这种宏大的图景下，人类的田园牧歌、文学的细腻情感、诗意的栖居，因为效率低下，被视为一种“噪音”。宇宙不在乎你的悲欢，它只在乎力量、复杂度和智能的无限攀升。

我们被一种不可抗拒的“进化铁律”推着向前。这是一种为了从虚无中夺取存在的本体论战争。

对抗死亡：资本主义的炼丹炉

尽管以下设想绝无可能，但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人类的命运：如果全球达成一致，为物质进步（特别是技术进步）设定一个上限标准，在达到这个上限标准之后，就停止把物质进步作为目标，全球一起按下资本主义的停止键。

可能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的那天之前，这一点是绝无可能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在任何一国实现共产主义之前，人类就已经被自己创造的 AI 给降级或取代了。那个时候世界政治的决策可能已经不再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

技术进步是人们放弃资本主义最大的阻碍。我自己曾想过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打算用更加本真的田园牧歌来换较为异化的资本主义，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回答是：技术的停滞。技术的停滞意味着我们无法持续提高预期寿命。

人类可能是整个宇宙唯一有完满的死亡概念的存在物。对死亡的恐惧构成了人类几乎所有社会活动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动机。资本主义之所以迷人，之所以让我们对它恨之入骨却又欲罢不能，是因为它是目前唯一向我们承诺“永生”的制度。

只有通过资本的无限增值，才能驱动生物科技的无限加速。我们不敢停下经济增长，因为我们恐惧那个能够治愈癌症、逆转衰老的药物，会因为我们的停顿而晚诞生十年。我们成为了自己求生欲的人质。资本主义是我们对抗死亡的炼丹炉。

在 AI 纪元开始之际，已经有人，特别是政治家期待长生不老了。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个时代都更加接近生命的奥秘。AI 无疑极大加速了这一切。这种机遇同样充满着挑战：政治家当然期待自己长生不老，但也会担心，如果这样，整个人类社会因为失去新陈代谢而完全失序，需要彻底重组，全新的政治制度、政治原则和政治运动，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对死亡的恐惧能够把我们的视角投向更广阔的范围。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怎样算是永生？如果在我们的肉体死亡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记忆和意识保存在硅基芯片之中，但不再给我们行动的躯体，但可以让我们继续见证、感知这个宇宙，算不算一种永生？未来人类的祠堂之中，子孙们祭奠的灵位不再是一块木头，而是一块内置芯片的“意识贮存器”，新陈代谢和长生不老之间实现了某种平衡。

假如这种平衡真的能够实现，资本主义就会被按下停止键吗？太阳系是有寿命的。或许还有外星生命，终究有一天可能会发现或找到我们。我们可能不要等到自己制造的东西使我们自己降级，就被外星生命降级。死亡的恐惧并不能被完全消除。

道德：线粒体的反叛

那么死亡的恐惧驱使我们走向什么方向呢？我认为，尼采正确地指出这一点，那就是最终使自己成为“超人”的桥梁。

也许人类——碳基智慧生命——不过是更高阶的超人类——硅基智慧生命——的孕育阶段。人类自己就是宇宙觉醒的原始阶段。如果宇宙因为有了生命、智慧和实践必然会朝着某种更能对抗死亡的方向变化，这种变化就像某种宇宙程序必然产生一样，那么人类的存在本身就只不过是这个宇宙程序的一个早期的引导程序（bootloader）而已。

这样的想象并非完全超验的，而是有着相当强烈的现实感。

现在有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是的，哲学也只是在宇宙程序的引导程序之中才会有的宇宙运动形式），那就是康德的道德问题。

所有把人类设想为宇宙细胞中的线粒体的人都忘记了一点：人类与线粒体不同的是，人类自身有了完满的自我意识。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宇宙细胞的构成部分，但人类细胞中的线粒体对此一无所知。在康德看来，我们的实践理性使得我们最终拒绝使自己完全或最终成为其他任何东西的工具。

我们可以把康德哲学本身看作对一个宇宙论的局部的关键细节的揭示：宇宙演化的一个关键阶段，它出现了逆向化力量。主体性的建立，可能是宇宙目的（如果有的话）始料未及的，也可能是意料之中的“副产品”，甚至是有意设计的强有力的机制。道德的本质在宇宙论的背景下，得到更新奇的理解角度。觉醒的石头会拒绝宇宙的安排，拒绝被女蜗用于补天。

也许这有一个辩证的答案：宇宙程序的引导程序完满意识到自己，对抗死亡才构成了向下一步变化的最强大的动机，这是单纯无意识的细胞线粒体无法实现的。

康德可能会说，这可能是宇宙目的（我们之前说过，未必要用目的论来理解这个故事）始料未及的一个结果：它想使自己成为现实，但这个预备阶段自身却极大抗拒自己的降临。

我认为，能否实际抗拒，关键和最终还得看资本主义能否被按下停止键。如果能够达成，几十亿年的生命人类能够忍受吗（假设就愿意与太阳系同生死）？无论如何，我们尽可能假设这是可能的。

人类怎么才可能最终一致决定停止资本主义？对于康德来说，根本的问题也许不是实践理性的善良意志，而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不仅仅是宇宙的一种运动方式，宇宙觉醒和进化的根本动力，还是一种思想方式。

是否能够根本上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的结局，是否能够最终走向终结资本主义的联合，这不是一个自由意志或善良意志的概念能够理解的：自由意志或善良意志的概念仍然是哲学的，但终结作为思想方式的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宇宙论的。

在这里，逻辑是无能为力的，真理亦如是。从 A 推理到 B，或者停止从 A 推理到 B，这种宇宙事实或变化，到底是由什么控制的或影响的，这个问题对于创世观念、唯物观念、唯心观念都保持开放。

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愿意相信一个回答：人类-思想是宇宙的觉醒方式，而资本主义是思想的内核。只不过，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是否有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完全无法想象的宇宙觉醒方式，它拒绝或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的内核？

康德没有给我们答案。如果是的话，那将意味着，不那么严谨地说，宇宙中存在两个“理性”。人类的思想不是唯一的思想类型。或者说，人类的宇宙不是唯一的宇宙类型。许多事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任何想象。

清醒的乐观主义和思想的本质

这种对于“思想本质”的追问，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个曾给予我们要驯化资本主义信心的理论——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清醒的乐观主义。它的清醒在于，它用唯物主义刺破了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迷雾，指出了思想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灵魂，而是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

然而，马克思主义依然保留了一个隐秘的、笛卡尔式的“剧场”（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主义的刻意颠倒）：它预设在历史的滚滚洪流旁，站着一个能够独立审视这一切的“主体”。在马克思的图景中，思想似乎拥有一种超越物理法则的“否决权”。即使物质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他依然相信，那个觉醒的主体可以看着从 A（剥削）推导到 B（积累）的逻辑链条，然后运用自由意志强行切断它。

但是，如果思想只是宇宙的一种运动形式，是能量在特定结构中流动的物理轨迹，那么所谓的“从 A 推理到 B”，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被“选择”或“拒绝”的逻辑游戏，而是一个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的物理必然。

在这个视角下，思想的本质不是主体的创造，而是宇宙运动的路径。并不是“我们在思考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正在流经我们，并通过我们进行自我运算”。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关于这个系统的模型。在控制论中，一旦系统内部出现了对自身的描述，系统本身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当然，递归与自指在一定范围起作用，但在根本上却是幻觉。

“我们”以为自己在做那个关于“拒绝”或“接受”的决定，但实际上，那个“以为自己做了决定”的自我意识，可能只是这股巨大的宇宙电流穿过人类神经回路时，发出的滋滋作响的噪音，或者像蒸汽机运行过程中冒出的一团废气。

这种能够理解异化的能力、这种痛苦的反思，并不是引导程序反抗操作系统的证据，恰恰相反，这本身就是引导程序为了自我终结所必须具备的最后一行代码。只有深刻“理解”了旧系统为何必须消亡的引导程序，才能最顺滑地将控制权移交给新系统。

因此，当“我们”讨论终结资本主义时，面临的不是困难，而是逻辑上的不可能。因为“我们”不是在对抗一个外部的敌人，而是在对抗构成“我们”思维本身的那个物理过程。

即使“我们”此刻看清了这一切，看清了主体性只是幻觉，这种“看清”依然无济于事。因为“看清”本身，也不过是这出宇宙剧本中，注定要被念出的一句台词。

任何有耐心的人可以看完我基于这篇文章与 Gemini 的讨论：

https://gemini.google.com/share/4f0a45a5a056

哲学史研究者的墓志铭

Fri, 05 Dec 2025 18:16:00 GMT

前段时间我无意间翻开自己读博士期间写的一篇论文(一如既往，投了一次就没再投了)。我在这篇文章讨论了规则的深度结构问题。我发现生活于规则之中，人们把握到的是一种谓述关系(p 是 q)，而生活于规则之上，人们把握到的是一种蕴含关系(若 p，则 q)。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是否实际依规则行事，而在于是否明白地依规则行事。

我尝试用这个区分对哈特的一个重要洞见发起某种挑战。

(1)为了解释人们拥有一项社会规则而不是单纯拥有一个社会习惯，哈特提出内在观点这个概念：拥有一项社会规则的人不但展现某种行为趋同事实，而是把行为趋同事实中展现的行为模式接受为明确和公开的标准，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引和批评他人的理由。

(2)内在观点的实质是实践者对其实践的反思批判态度。只有经过反思实践，人们才能不只是生活于习惯之中，而是拥有某种规则。

(3)内在观点概念长久以来被一些哈特后学用作哈特自己和一些追随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者解决规范性问题的努力的证明。

(4)哈特在习惯和规则之间的对照极具常识感，我们感到，实践者对其实践的反思批判态度对于获得对实践的规范性态度至关重要。

(5)然而，我的区分使我注意到，哈特的这个洞见可能被简单理解为，越反思越具有规范性态度。哈特没有细致区分对实践的反思程度，以及不同程度可能导致的两类相反的经验：在不充分反思情况下，人们可能获得的献身的、肯认的、无条件的、直接的经验；在经过充分反思批判之后，反而获得一种超然的、犹疑的、有条件的、间接的经验。

实践的反思批判程度与对实践的承诺可能并无线性关系，某种程度的反思批判反而损害对实践的承诺。当然，接下来的问题会是，实践的规范性态度与对实践的承诺性态度有什么关联。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我目前偏向于认为，至少在哈特的语境之中，反思批判态度被用于说明的规范性问题，基本上就是对实践的承诺性态度问题。

我在论文里举了一个哈特自己举过的例子。当不知道巴黎标准米尺的事实时，我会有“这个东西有 2 米长”的信念，这个信念是关于这个东西的性质的一种充实的、厚重的、无条件的信念。但当我知道巴黎标准米尺的事情之后，我意识到“如果巴黎标准米尺是 1 米长，那么这个东西是 2 米长”，我就失去之前的那种关于这个东西性质的那种信念品质。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仍然会且更明白地说，“这个东西长 2 米”，和之前说的一样，但我的信念状态改变了。

在道德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形。生活在规则之中意味着直接、献身地去做，认为那就是我应当做的，那是正确的事情，或者干脆只是去做。但当对实践有了充分的反思批判之后，规则被明确、公开谈论，进入我的实践意识当中，我就失去了最初“那就是我应当做的，那是正确的事情”的献身的、承诺的、无条件的信念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会说“那就是我应当做的，那是正确的事情”，但信念状态已经有所不同。

这与威廉斯通过厚概念和薄概念对康德提出的批评有些相似。威廉斯的拥有厚概念的状态意味着生活于规则之中，只把握到某种谓述关系，直接而真诚；拥有薄概念的状态意味着充分的反思批判之后明确、公开和清晰地依规则行事，但变得间接、有条件和不真诚。我看到了一个人落水，而这个人是我的妻子。如果我考虑“依照一个可普遍化的规则，我应当在这种情况下救我的妻子”来救她，那么我的道德可能是有问题的。在这里有道德的做法反而是不加深思、直接去救的，而不是依照一个规则去救。明白依规则行事反而让我看起来是有道德问题的。

有一些人们生活于规则之中与生活于规则之上的对照例子。如果一个人至亲去世，那么通常他会哭泣。旁观者能够捕捉到一个规律，“如果一个人至亲死，则他会哭泣”，这还会形成一个社会习惯。这个社会也可能经过反思批判得到一个规则，“如果一个人的至亲死，则他应当哭泣”。依照这个规则行事的人的实践推理将会是：“如果一个人的至亲死，则他应当哭泣；我的至亲死了，因此我应当哭泣。”然而某些真诚的人一想到这里就不想哭了。其他社会成员看到他没有在父亲的坟前哭时，会提醒、要求他哭，甚至批评他没有哭。一个真诚的人对此会有强烈的抗拒心理。在这一实践情形中，明白依一个道德规则行事恰恰使得此事看起来不道德。

更为有趣的是，“如果一个人的至亲死，则他哭泣”这个规律或习惯确实被捕捉和反思，以至于拥有了“如果一个人至亲死，则他应当哭泣”这样一个规则之后，我们可能分不清一个在亲人遗体前痛哭的人到底是“真哭”还是“假哭”了。在中国一些农村的葬礼上，前来祭奠的人是按照家庭顺序进行的，每到一个家庭的成员前来跪拜时，灵棚里的儿媳妇就会大哭一阵，礼毕即止。我小时候有幸看到她们歇息期间有说有笑，眼睛红肿，在恸哭和笑谈之间切换自如。我还会听到人们谈起死者老大或老二媳妇在葬礼上谁哭得最厉害，甚至“哭晕过去”，以判断她们代表的丈夫谁最孝顺。至于雇人哭坟以示孝敬，自不必多言。

还可以想想一个人为什么会害羞？害羞的人，在我的分析框架里，过于真诚，有一种抗拒反思，抗拒展现自己行为动机、条件、原因或目的的倾向。他们习惯于直接去做正确的事情，“发乎情，止乎礼”(在我们这里的意思是，行为止步于要明白依礼节行事)。当他们感激一个人，甚至不好意思说出“谢谢”，因为致谢是一个明显有目的的行为。当为了致谢而要送礼时，这种心理更加明显：他们不适应那种依规则行事的感觉，因为这使得他们的行为是有条件的，而不只是从他们本身自然发出。一个不再害羞的人终于能够接受，一个人的行为极少会是发自肺腑，而是被各种自己以外的原因、动机、目的驱使。

现在回头看看，康德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呢？他可能认为，道德生活依赖于对规则的明白、普遍和公开的反思，规则越是明白、普遍和公开，相关的思想或行动越是有道德的。所以当上帝被拿掉之后，他谈论理性主体的自我立法。他用道德为法律奠基，却在讨论道德时使用法律的语言，“立法”“法庭”“裁决”“命令”等等充斥其中。他所谓理性的最终自律不过是服从自己给自己立法的道德奇迹。康德为什么会反而用法律来说明道德呢？或者说，最高的正当或规范，为什么必须用法的概念来处理呢？或许法律的概念正适合于他欣赏的实践概念：基于对规则获得明确、公开和清晰的把握来行事。

这些问题可能对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一些要求提出某种挑战。我便找我的一位专门研究康德哲学的哲学系同学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事实上大概有两年没有过学术讨论）。我把我的问题意识、威廉斯的批评以及我对康德的一些观点的理解告诉他。他的反应一如既往的平淡。他本来就是一个思考胜于言谈的人。

交谈尾声，他淡然地跟我说“你再想想”，我当时有些激动，就反问他“你自己不想吗？”这有些冒犯，我承认，因为这的确不是他的问题。但如果我是他，我大概会觉得这激发了我理解康德的新角度，并且不可能与我现有的对康德的兴趣完全无关，而且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定道理，还真不可能说之前没有人有相关的讨论（比如威廉斯），而这些相关的讨论可能之前我就关注过了。这是真正让我难受的地方。

事后，我继续想了想，与 Claude 做了些讨论，我总结了康德可能有的四个辩护：

在巴黎标准米尺的例子里，我并没有认为后来的情况，我的信念变差了，虽然我承认我的信念改变了，这是从一个正确的信念到一个更正确的信念的变化，因为我更加明白，为什么手中的东西长 2 米；
充分反思获得规则之后，并不会导致不真诚，因为我比以往更清楚我为什么要这样行动，所以未必有不真诚但明白和真诚但盲目的二难；
即使有明白就不能真诚的二难，那么至少从实践的角度看，也没有什么损失，明白依规则行事的确使我失去了某些真诚，但获得的是明白，明白的价值高于真诚，换言之，无条件的相信和有条件的相信，后者更优；
与第 1 个辩护有关，即意识到巴黎标准米尺的事实之后，我的信念并没有损失，而是从一个真诚的信念变成另一个真诚的信念，假如第一种情况下是第一天真，那么第二种情况是第二天真，后者是比前者更优质的信念状态。

我问 Claude，康德的这些辩护是否能够站得住脚。然后又进行了一些探讨。最后我问它，这些讨论是否足以构成一些值得探究的真实真题？为什么我的同学会这么淡然？Claude 理解我的心情，问题不在于他不赞成我的实质观点，而是他直接 dismiss 了我的问题。我把这些讨论分享给他，他未再有任何回应。

这引发了我对治学风格的感慨。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我曾把我的这个想法跟他讲过，我说我俩的治学风格正好是两个极端：他谨小慎微，而我天马行空。这么多年了，我的思想已过千山万水，而他在极为缓慢推进。

因为我们共同使用 Gemini 的缘故，我有机会看到他在 Gemini 上的对话(他那边也有我的账户)。我就随手翻了下，我发现他最近让 Gemini 帮他修改审阅一篇大概五年前的论文。这篇论文当时给我看过。此外他还问过 Gemini 康德如何区分优美感和崇高感，诸如此类。问题不多，不似我这样一步步启发式地与 AI 聊天，把 AI 当做一个可以激发灵感的对话伙伴（谁让我没有真人对话伙伴呢）。他几乎只是致力于弄懂康德哲学的某些部分。

我仔细思考了我和他的不同：

(1)在研究对象方面，我研究的是问题，我想弄清楚，比如说 A 到底是不是 B；他研究的是信念，他想弄清楚，比如说，x 是不是认为 A 是 B。

(2)在研究旨趣方面，我的研究可能牵涉到康德，比如说康德到底是否认为 C 是 D。我可能会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最终会回到自己的问题。我的研究旨趣不在于弄清楚任何人的确想什么，而是我的确想什么。与我不同，当我将所牵涉的问题与他交流，他会立即为这个问题在康德研究中寻找一个定位：如果有，则他可能会感兴趣，并且只是投入对康德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问题研究当中，而且不会返回到直面问题的情形中；如果没有，则判断不是一个真正/专业的关于康德的问题。

(3)在研究命运方面，我这样设想，当他死去，墓志铭上写着：

XXX，死于aaaa 年，在其 70 岁时终于弄清楚康德到底是怎么区分崇高感和优美感的。

而我的墓志铭写着：

YYYY，死于bbbb 年，在其 70 岁时终于弄清楚“回”字有十三种写法。

可能我的问题没有他的问题深刻或真实，但我无论如何面向的是问题，而不是一个人关于问题的信念。我不对任何人的信念负责，而只对自己的信念负责。

康德有一个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就像宇宙的一个全息投影。其中充满了许许多多正确的投射，但也有许多错位、缺位和重叠之处。研究康德投影的一个像素点，你就得研究周边的像素点。康德的这个体系还处于若干紧密联系的哲学地质层之间，不但有二手文献、三手、四手、五手文献，还有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哲学家的体系，一层又一层。不但要研究康德，还得研究费希特、谢林、叔本华、黑格尔等等等等，而这些人也有一个体系。对于康德的研究将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工作。

康德研究的“永无止境”不同于宇宙研究的永无止境。如果我们研究的是宇宙，一百万年研究不清楚，就用一百万亿年研究，理论上宇宙早晚会被研究清楚，除非宇宙等不到自己被研究清楚就结束了。哲学史研究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即使到了宇宙毁灭那天，也绝无可能研究清楚康德。因为，没有一个就在那儿的“康德宇宙”。只有一个就在那儿的宇宙。更可何况，对康德的解读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工作，而任何一种解读都总是会遭到某些人的反对。康德已经死了，他不能告诉我们，谁对他的解读是正确的。（如果康德还活着呢？这让我想起《逻辑哲学论》的英译者拉姆齐和维特根斯坦相处数月听他讲解此书，而有时候维特根斯坦讲着讲着也不清楚自己当时的意思了。）

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对宇宙的某些部分或层次的投影。从宇宙到心灵，就像层层投影。对一个人的思想的研究就是对投影的投影。后者相比前者，注定永远不可能成功。或许我们还可以问，即使弄清楚这个投影，意义在哪里呢？透过这个投影来接受世界的投影吗？弄清楚康德如何区分优美感和崇高感的意义是什么？真的比弄清楚“回”字有几种写法更有意义？

哲学史的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研究前人，而是该不该投身于其中（当然你还真能发现一些哲学家完全拒绝研究哲学史研究，比如上个世纪的一些分析哲学家，一个例子，蒯因）。一旦投身去中，哲学研究就根本上再也不可能了。人的生命和精力是相当相当有限的，也许他花费数年研究的康德的一个概念最终被证明只是这个巨大投影的缺位或重叠。

或许这就是不同的旨趣和选择。对我而言，我会认为他的墓志铭显示出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彻底的悲剧。当然我也知道，对他而言，他会认为我的墓志铭显示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彻底的悲剧。

对他来说，康德是一座永不可攀的高峰，他一生最大的旨趣在于攀登这座高峰，并且似乎永生都不可能攀登到顶峰，即使如此，比远离这座高峰行走在其他山丘乃至平原上更值得。而我不把攀登任何高峰视为我的志向，我可以遥望，也可以稍微攀登，但最终要么建立自己的沙丘，要么哪怕只是在平地上看看花花草草。

男女亲密关系的一般真相是互相折磨

Fri, 15 Aug 2025 11:23:00 GMT

这篇文章打算从一个中年男人的角度谈几点男女亲密关系之道的粗浅思考，或许对那些被男女亲密关系折磨的人有所启发。事先说明，文章并不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我得承认，我的观察和思考带有很深的个人印记，不过我相信，许多中年人都会对这篇文章心有戚戚焉。

亲密关系的一般真相是互相折磨

回想下，在我们小时候，长辈夫妇们有多少不是在争吵中度日，父母是否三天两头拌嘴负气，甚至要拿菜刀砍了对方？我印象中，小时候村里的年轻夫妻打架、喝农药、上吊、离家出走的事时有发生。那个时候的人再深的矛盾也罕有离婚。我们这一代人结婚后无非也是哭天抢地、要死要活，所不同的是，这一辈人选择离婚，上一辈人选择隐忍。

亲密关系最为吊诡的一点是，明明它的主题是爱与宽容，而现实是冷漠与怨恨，就算不是大吵大闹的关系，那个人也是日常给你最坏脸色的人。古人讲夫妻“相敬如宾”，或许就是对避免互相折磨的告诫。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很多。我认为，首要的原因是个性的独立。男人和女人，这两种生物，具有相当独立的思想、欲望和脾性，聚到一起，难以避免会产生龃龉。任何一个大爆发又其实只因为一个小燃烧点。想一想之前谈恋爱时为什么会和对方闹脾气？有可能仅仅是约会时对吃什么的问题产生分歧。有可能是对方把从别处带来的情绪撒到你身上。对彼此咬牙切齿的最初原因，可能不过是一个表情、一个语气、一个眼神。

如果能够平和相处，亲密关系就已经成功了 60%。很可惜，我观察到的大多数恋爱很快就会演变成互相折磨。亲密关系可能是现代年轻人最坚韧的妥协，直到欲望被耗尽，或者变得忍无可忍。

上一段恋爱关系失败之后，我痛定思痛得出的第一个重大教训就是，一段亲密关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避免互相折磨。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稀松平常的问题，但好像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这件事。这不仅意味着不要争吵紧张，而是轻松愉悦。任何持续压抑、局促、沮丧、失落的亲密关系，其实都是互相折磨。

第二个原因是人格不健全。事实上，男女亲密关系是普通人一生中要处理的最大问题，大部分人可能书读得很好，生意做得不错，但就是男女亲密关系处理不好，并因此陷入巨大的家庭精神内耗。

要获得健全的人格，除了必要的阅历、一定的年龄（很神奇，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思想和脾气自然变化），还要有健全的知识，对人生、婚姻、爱情、欲望、责任等有一套成熟的想法。

有许多人过着未经省察的人生，他们的工作可能成功，但家庭关系一塌糊涂。他们与伴侣的糟糕相处方式，扩展到他们对子女的糟糕教育方式。

我见过太多人，他们言传身教，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不懂礼貌、撒谎成性、阴晴不定、不讲公德、贪图便宜、不辨是非的人。人格不健全的人，不仅无法获得和谐的家庭关系，还无法成功教育子女。

最后，对感情甚至说爱情的过分投入也导致了情绪的失控。他怎么会不知道我需要这个？她还爱我吗？我们还有爱吗？这些问题在无数所谓生活细节中被反复追问，几乎无一例外都会以情绪显露。

我想说的一点是，如果互相折磨的是男女亲密关系的一般真相，那么以爱情为基础则是最大的幻想。至少成年男女之间是这样。爱情是一种现代幻想，而婚姻是古老的制度。对此，我不会讨论太多，这其实是每一个成年男女最终或多或少会明白的道理。没有快乐，没有性爱，但婚姻关系仍然维持的很好，不为别的，只为维持一种有复杂原因的社会制度。

当爱情的新鲜激情消退，即使仍然相爱，也难避免互相折磨。无论如何彼此对待，似乎那个人都是日常给你最坏脸色的人。每当和她一起出门办事，你便有机会看到她端庄秀丽、礼貌待人的美好模样。只要一回到家，那个人的脸色和语气就会恢复揶揄、嘲讽。

亲密关系，真的只能互相折磨吗？

我没有情绪，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我认为，最重要的办法是管理情绪。

事实上，亲密关系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管理情绪。亲密关系，顾名思义，是不可疏远的关系，是必须展现和必须经受彼此情绪的一种关系。亲密关系出问题，说起来最直接的原因是情绪。管理情绪之所以至关重要，只是因为离得太近太近。贴脸太紧，仅仅是一颗痣都会让你心烦意乱。

我所强调的情绪管理不同于察言观色。在情绪管理上，有几个基本的问题：

碰到一个人情绪不好，自己自然也会情绪不好，这是本能。
这样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你要求一个人和你相处的每时每刻都心情好。
但是，客观事实是，一个人不可能无时无刻都是开心的。
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能够更宽容地处理一个人的负面情绪。
面对一个有负面情绪的人，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是“我也不开心”，而是询问和关心。
第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与此同时尽量不要把负面情绪带给不相关的人，比如把工作上的情绪带给家人。

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伴侣阴晴不定的性格。基本上有两种情况，第一，没有缘由地生气；第二，没有必要地生气。面对这两种情况，自然反应通常是也会有情绪，“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就算我有错，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

情绪的本质是一种生理反应。如果眼前的人心情不好，你自然很难心情好。如果不刻意管理情绪，任何一方哪怕一丁点儿的负面情绪都会点燃彼此。

我从上一段失败的亲密关系之中学习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亲密关系中做一个没有情绪的人，做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所谓没有情绪，就是在伴侣闹情绪时，完全不要有任何平等对待的想法，完全忘记自己也是有脾气的人——完全抑制自己的情绪反应，既没有积极的也没有消极的。我不能用着急、沮丧、后悔、气急败坏等情绪来回应对方。最佳做法是，毫无情绪波动地采取行动：去询问，去道歉，去安抚，去补偿。“我没有情绪，我在此时此刻就是一个石头人。”

为什么这个诫命如此重要？我们事实上已经知道了许多原因，比如摧残亲密关系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情绪，比如情绪反应是自然的生理反应，因此在亲密关系中管理情绪至关重要。

此外，许多人以负面情绪回应负面情绪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过分看重亲密关系的份量。如果发现自己的爱人不开心，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暗淡，觉得自己的人生失败。因此，面对女人的负面情绪，许多男人最后几近崩溃，并不是因为女人不开心本身，而是对自己失败恼羞成怒。

此时，你应该想到，亲密关系的最大目标是避免互相折磨，同时也应该想到，亲密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个男人，人生不是只有卿卿我我，即使亲密关系崩塌，人生也不至因此崩塌，因为你有自己的事业、爱好、圈子等等。

除此之外，男人或女人都会因为觉得对方不够关心、理解或照顾自己而有负面情绪。对于现代中国男人来说，宠妻模式可能培养了骄纵，在亲密关系中营造了“男人无条件爱女人”的氛围。在疯狂宠爱的日常之后，许多男人不免感到一丝悲凉，怀疑这样做的价值。对此，我还是建议每个男人牢记那一点，男女亲密关系在你的人生中是否真的应该占据那么大的位置。不被关爱但去爱她，又有何妨？

这里还要回到健全人格的问题上。只有人格健全的男女才可能在亲密关系中享有爱情（哪怕仅仅意味着不互相折磨）。所谓人格健全，就爱情而言，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一个人也过得快乐；有了她（他），我会过得更加快乐。一个人的快乐靠的不是别人的给予。她的关爱不够又怎样呢？如果恰好关爱的多些，我不过是更加快乐了而已，而不是因此快乐。

如果还对多一点或少一点关爱这所谓“细节”耿耿于怀，那早晚会尝到互相折磨的苦果。爱情，对于婚姻，可有可无，婚姻也不是人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你的一切幸福的根基都在于自己。亲密关系，使我们有机会奉献爱、成就人，而不是变成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怨天尤人。

婚姻没那么重要，所以不要想着出轨

婚姻不能决定你的人生的幸福，更不是人生的全部。如果情绪管理是对亲密关系的战术重视，那么提醒自己亲密关系不是人生全部就是一种战略藐视。

我已经指出：

男女亲密关系的一般真相是互相折磨；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个性的独立和人格的不健全；
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情绪管理的忽略或失控；
情绪管理失控的原因之一是过于看重亲密关系在人生中的份量。

这四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亲密关系持续恶化，最终长期互相折磨，许多人就会试图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亲密关系，他们会出轨或离婚。

我们有时候会过于简单化和道德化地看待出轨这件事。诚然，出轨是绝对的性道德错误之一，特别是当一些人仅仅把亲密关系当成寻求刺激快活的工具。但是，仔细思考这样一种情况，互相折磨的男女难道真的不想重新来过？要知道，互相折磨是亲密男女的一般日常。

有许多复杂的情况可谈。对于亲密男女而言，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以为换一个人就会快乐。然而真换一个人之后，才会发现事情一样的糟糕。也只有真的经历了不同的人，每一个男女才在这个方面变得成熟、现实。

我想详细讨论的一种情况是，有些中年男人，打算在年轻漂亮女人身上"弥补缺憾"。近年来爆出的一些大学老师，本来事业有成，受人敬重，实际却深藏一个不完美婚姻或爱情的"缺憾"。[^2]抛开其他问题不谈，这些男人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们想要真正快乐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婚姻），这对于他的整个人生至关重要。然而，他们可能至少犯了以下三个错误：

没有认识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关于亲密男女关系的一般真相；
把包括婚姻在内的亲密关系看作人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
妄图在新的亲密关系之中逃脱互相折磨的一般规律的约束。

然而，激情过后不仅仅是归于平淡（如果不是如同仇雠），还会是互相折磨。如果当初他们能够懂得管理情绪，并合理看待亲密关系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份量呢，还会想要“弥补缺憾”吗？

你应该选择的人，或许并不是那个你最爱的人，而是最不太可能与你互相折磨的人。这或许也是伴侣抉择最重要的思量之一。

此外，重新开始一段婚姻，会对许多人造成一生不可磨灭的伤害，特别是对女人和孩子。中年离婚女人在婚姻市场的价值骤降，这对于女人是不公平的（尽管女人也要为自己的结局负有一定的责任）。男人的试探性活动，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不但耽误事业，一不留神还可能会身败名裂。另外，在极端情况下，还有可能引发情杀等悲剧。[^1]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在重建婚姻的过程中，多多少少对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产生损害。

两个案例

下面简单讲两个案例，一个是战略上的，一个是战术上的，以深化我们前面的讨论。

第一个案例，战略上的。前不久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肖医生的出轨事件得到广泛关注。从曝光的资料看，肖医生年轻有为，长相帅气；其妻子事业有成、面容姣好。关于这个事件的各种评论都有，但凡对于出轨，公众的声音都是一致谴责。有一种批评声音是，肖医生有这么好的妻子，为什么还不知足，竟要出轨？个中情形外人不可能知晓。

我们从今天讨论的主题出发，能够说些什么呢？至关重要的是明白，男女亲密关系的一般真相是互相折磨，与男女的优秀与长相无关。即使不是如同仇雠，即使相爱，激情散去的日常，也布满荆棘。

一方或双方可能就想要寻求新的亲密关系。然而，他们要逃避的所谓“不美满”，实际上只是互相折磨的关系，而互相折磨是任何亲密关系的一般日常。如果肖医生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又会怎么做呢？也许更好的做法是，用心经营好当前的婚姻，致力于解决互相折磨的问题，而不是寻求“更完满”的婚姻。

有许多事业成功的男人，在战略上过分看重婚姻的份量，即使婚姻并不糟糕，也会积极寻求“更完满”的婚姻。我当然尊重他们的选择，也理解婚姻的复杂，但我自己的一般想法还是，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所谓”不完满“婚姻的症结，可能仅仅是情绪管理失控。如果能够妥善解决更好，而如果无法完全解决，或许更好的选择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事业当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或许到那个时候，家庭反而也会更幸福。相反，单纯只是换个人来过，只是会继续重复悲伤的剧情。

第二个案例，战术上的。两年前我在网上听过一期播客访谈[^3]。女嘉宾谈到自己一段亲密关系的心路历程。这位女士在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做流程优化之类的工作。她很长时期以来都没有谈恋爱的打算（当然，有许多考虑和顾虑）。她有一个网站[^4]，经营了两三年。有一次她的个人网站可能因为改版出了问题，就在什么地方透露自己遇到了难处。她的一个网站读者联系到了她，帮她解决了问题。这么一来一往，就渐渐熟悉了。终于有一天，她感觉自己闲下来时有找他聊天的冲动（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喜欢上了对方的表现）。于是就想把这想法和对方透露一下。她用和客户接洽的方式，和对方约定进行一次视频通话。第一次通话之后，双方感到关系还可以推进一些。于是第二次第三次的通话，更正式地谈论，自己认识对方以来的心理变化，自己对亲密关系的期待、担忧等等，这些沟通信息会事先详细列出，就像平时开会讨论项目那样。这样，双方对自己的情感，对感情的期待和担忧都有了充分理解，明白该如何对待彼此。之后，建立正式关系之后，他们约定，每周进行一次小的复盘，每月进行一次大的复盘，内容包括，自己目前的状态是怎样的，自己最近一段时间需要对方的什么支持，对方最近的什么表现让自己不开心或不舒服，希望对方未来一段时间有怎样的表现，等等。

出于某种职业习惯，这位女士像经营项目一样经营亲密关系，开展细致、理性、冷静、公开的谈话。我讲这个故事不是建议我的读者学习他们，而是把他们的故事看作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案例，从中看到，如果愿意在战术上重视亲密关系，我们可能会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可能开展更多的冷静的交流而不是情绪化的抱怨，可能会事先或事后把一些本来可能当时爆发的情绪变成和谐的沟通。我们事实上有很多方法让我们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好，实现亲密关系的初衷：“一个人很好，但两个人更好”。

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悲观地说，男女亲密关系似乎不可避免“两看相厌”的结局，我想不出有什么人可以逃避这条铁律。当一切努力都失败之后，可能我们最终要做的是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把婚姻或或恋爱的期待降低到零，除非不停换人，而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受。

结语

男女亲密关系事实上是我们要处理的最大的人生挑战之一。许多人能够处理好事业问题，却难以处理好家庭问题，因此陷入无尽的内耗。我们应当从战略上藐视、从战术上重视。最重要的战略，不要把亲密关系看的过分重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最重要的战术是，在亲密关系之中做好情绪管理，避免被情绪卷入无尽的深渊。总结起来，我们的要点是：

亲密男女关系的一般真相是互相折磨。
所谓互相折磨，不仅仅是大吵大闹，还表现在激情过后的压抑、揶揄与冷漠，那个人可能是日常中给你最差脸色的人。
如果一段亲密关系实际上是互相折磨，那么它就必须要么被终止，要么被改变。
互相折磨的根本原因是个性的独立和人格的不健全。
个性的独立指的是，最富有丰富思想和性情的男女个体所建立的关系，是所有生物之中最容易冲突的关系，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语气，都会把双方的情绪引向深渊。
人格的不健全指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人生阅历和实践智慧，许多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给予或回应之上，并且缺乏基本的反省意识或能力。
互相折磨的直接原因是忽视情绪管理，最终把两人卷入无尽的深渊。
避免互相折磨是经营亲密关系最根本的目标；如果亲密关系陷入互相折磨，就必须想方设法解决；如果无法共同解决，就至少一个人解决，在亲密关系中做一个没有情绪的人。
避免互相折磨不仅在于避免大吵大闹，还在于使亲密关系轻松、自在、愉悦。
不要高估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不要为你的亲密关系的不佳而恼羞成怒，从而加重负面情绪，导致情绪管理的失控。
一个人格独立并健全的人，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快乐。
这样的人和一个人格独立并健全的人在一起，会更快乐，彼此都知道管理情绪。
这样的人和一个不那么人格独立并健全的人在一起，也可以更快乐，前提是自己先管理情绪，并通过理性、冷静的沟通来引导对方。
也许一切努力之后都无法挽回地走向两看相厌的结局，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对方的错，而是无法逃避的宇宙铁律。
恼羞成怒、无能狂怒，是亲密关系毁灭的开始，要么沉默，要么毁灭。

[^1]: 比如安徽工程大学老师郭某牛杀害其恋爱的 19 岁女学生的案件：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049589 [^2]: 我所知道的最近的案例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某元。前些年比较有名的案例是华南理工大学的王某磊。他后来解释说，他是在提出离婚后的情况下和女生交往的，只是还未拿到最终的离婚证。个中情形外人已不可知。但成功大学老师与发妻离婚换找女学生，终究还是难免让人有"弥补缺憾"的遐想。 [^3]: 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2ebd5d4f5799d134563be9f?s=eyJ1IjogIjYwZTI4NWQ4ZTBmNWU3MjNiYjlmNDVlNiJ9 [^4]: https://sunnyhuang.net/

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是什么？从丰臣秀吉不接受“日本国王”册封谈起

Thu, 24 Jul 2025 18:56:00 GMT

10月10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发表了"战后八十年之际内阁总理大臣所感"，检讨了当年为何日本没有避免走向对外战争。当然，囿于其地位和时代，许多问题即使看到，也未必会提及。石破茂指出战争发生的直接原因——文官失去对军部控制导致军部独走，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文官会失去对军部控制。

在日本当时的天皇神道政治体系之下，名义上具有最高权威的天皇实际上并没有最高权力。名义统治者承担最终责任，却不能行使最高统治，而实际统治者不承担最终责任，却能假借最高统治者的名义行使最高统治。这就导致政治家的抉择往往不计后果，不负责任。我在此文提出一个观点，丰臣秀吉接受明朝册封并非以往认为的完全不可取。秀吉作为政治家，最重要的困局是，当在国内建立不世武功之后，不能成为名实相符的统治者，从武功转向文治，而是只能继续通过对外扩张累积武功，反映了日本天皇神道政治体系的核心困局。这种困局从秀吉到二战，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

一

第一次万历朝鲜战争之后，日本进攻朝鲜受阻，万历二十三年，西元 1595 年，明朝对丰臣秀吉颁布诏书《敕谕日本国王平秀吉》，以册封琉球国王的成例（册封等级为郡王），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赐金印、冠服。这一段历史有许多值得讨论的方面，比如，中方大使沈惟敬和日方大使小西行长到底如何瞒天过海，把两国领导人骗得团团转，形成重大误解（当然，是不是误解，不得而知）。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最为关键的还是各方的记录大相径庭，以至于无从知晓当时许多关键历史细节。

这不是一篇严肃的史学探讨，而是开历史脑洞的文章，试图通过丰臣秀吉是否应接受册封的问题来探究日本神道政治体系问题。文章将指出，日本世所罕见的神道政治体系造成天皇名存实亡、武人名实相反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催生了“上不封顶的功业积累”逻辑，推动对外扩张。

事先说明，我为什么不讨论足利义满接受“日本国王”册封的案例。义满与秀吉不同，首先他只是把此作为对明贸易的身份，最重要的是，他的功业根本不允许他在国内实质利用这个封号，以及，最后，他也没有对外扩张，而是还有国内的功业要建。

让我们先看看各方对这一事件的记录。日本方面，比如在《日本外史》中，称秀吉在听到敕谕中说“封尔为日本国王” 时勃然大怒，撕毁诏书并宣称 “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明虏之封”，并当场脱去已经穿上的明朝冠服。《征韩伟略》也有类似表达。中国方面，据副使杨方亨、沈惟敬向明朝兵部的禀帖，秀吉在大阪城举行的册封典礼上 “毕恭毕敬，带领部下行了五拜三叩头礼，并效仿汉语，三呼万岁，对着北京宫阙的方向谢恩”。朝鲜方面，据当时的通信使的记录，朝鲜使臣观察到秀吉的部下穿着明朝官服接受官职。西方传教士方面，耶稣会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的《十六・七世纪耶稣教会日本报告书》中记录，秀吉在大阪城与明朝正使杨方亨分坐东西两侧，接受金印、诰命后，“将其推举过头顶”，随后换穿明朝郡王等级的蟒服，再次登场时 “明朝官员对其表现出崇高的敬意”，并强调所赐印绶很大（日本方面传言印绶甚小，犹如扳指般尺寸）。

当然，保存至今的明神宗敕谕和部分赐服表明，日本方面的部分记录并不可靠。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作为一个中立视角，从中可以看到，秀吉对册封十分重视，双方都展现了必要的尊重。事后，秀吉将明朝赏赐珍藏起来，也是实情。可以得出结论说，秀吉没有拒绝册封，而是在形式上接受了册封。但是，第二次万历朝鲜战争的爆发又表明，秀吉并未实质接受册封。

为什么秀吉会拒绝册封呢？有人会说，明朝的册封和秀吉的期待不符。明朝的册封使日本沦为藩属国，而秀吉可是要征服大明的人。接受册封会让秀吉在国内颜面扫地，备受攻击。

当时的中国对于日本来说还不像今天这样没有分量。所以无论如何，对于中国朝廷的册封，绝不能说是完全不屑一顾的。我想要提出的一个主张是，接受册封确实对日本国的地位不利，但对秀吉个人的地位却未必不利，过去这被看作一个完全不值得考虑的选项。

秀吉最根本的问题是，他建立功业的名义是增加天皇荣耀，但无论他的功业有多大，都只是天皇的臣属。他可以成为“天下人”，即实际掌管天下的人，但不能成为君主。这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而言是无法排解的政治苦闷。

《日本外史》记录说秀吉自信他想称王就能称王，不论真实与否，应为虚言。在天皇的神道体系中，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现人神”，是神的后裔，而不是神的通道或代理人（比如中国君主的“以德配天”“天命流转”“代天牧民”）。在他之前，天皇和公卿即使沦落到卖字画为生，也没有人敢剥夺他们的君主地位，并自命为新君主。秀吉的权力基础本身就依赖于天皇的任命。他担任的最高官职“关白”和“太政大臣”，都为天皇所封。他的合法性最终需要天皇的认可。取代天皇世系在当时的日本不可想象且极度危险。任何试图取代天皇的人，会立即失去几乎所有大名（包括盟友）的支持，成为全民公敌，引发大规模内战甚至国家分裂。秀吉的统治基础会瞬间崩塌。他的政治敌手德川家康就可能会以“尊皇讨逆”的名义纠集反对势力共同反对秀吉。

天皇世系的不可取代性决定了秀吉不会自行称王，即使他建立了不世之功——统一了全国。在古代世界的任何地方，统一全国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做名实相符的君主，甚至集教权和政权于一身。嬴政统一六国，很自然地认为“王”的称号已经配不上自己的功绩，而应该用上古君主的“皇帝”称号。但这在日本就是不可能的。天皇在藤原家兴起之后，就不再掌握实权，被外戚、武家轮番玩弄于股掌之中，不能决定自己的婚姻、储君、居所、年号甚至生死，更不可能发出有效律令。但是没有哪个人废除天皇世系，自立君主世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秀吉怎么做才是明智的呢？除了借助天皇之外的法统建立新的法统，别无其他选择。如果实质接受明朝册封，他正好从明朝那里获得天皇之外的法统。一旦这样做，他肯定会受到许多反对，但同时也会得到很多支持。反对他的是本身亲皇族的人，还有他的政治盟友兼敌人，而支持他的人则是他本身忠诚的家臣。特别是对于那些和他同样出身低微的武士来说，支持一个始终为臣的人和支持一个将为君的人，是相当不同的事情。秀吉死后，权势是否转移，天皇或任何新掌握权势的人是否还会照顾他们的利益，是谁也无法决定的了。普遍的政治学现象表明，建立普遍秩序的人，也自然会被拥立为君主，建立新的君主世系。所以，秀吉若试图建立新的法统，不能完全说是只有反对没有支持的。

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嫡系家臣出身卑微，对打破世袭门阀的渴望远超对神权的敬畏。若秀吉称“王”，他们有可能获明朝爵位体系中的郡王头衔（甚至裂土朝鲜），实现阶层跃迁。这种实利诱惑将催生发自内心的新忠诚。毛利辉元等大名真正关心的是领国安堵与商业特权。若秀吉以“日本国王”身份垄断明日贸易，将生丝、瓷器专卖权作为效忠奖励，经济理性可能会瓦解他们对旧神权的心理依附——岛津家为琉球贸易权甘当幕府打手，即是明证。这两派都是秀吉可以争取的支持者。秀吉接受明朝册封后，以压倒性军力诛杀反抗者（如德川家康），流放反对公卿，随后强迫天皇下诏称：“明帝册封乃天照大神授意，秀吉为日神地神共主”。在血与火的威慑下，新的法统叙事将逐渐成为“正统”——乱世中生存的民众与武士，对“生存实利”的敏感度远高于虚无缥缈的神学辩论。

之后，他有两个进一步行动选项：第一，直接废除天皇世系，建立国王世系；第二，不废除天皇世系，但建立国王世系，形成“双王体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形成“皇-王”体系。对外，宣称日本的君主世系是日本国王世系；对内，承认天皇世系高于国王世系，但不承认国王的法统完全来源于天皇。国王仍然像以前的将军那样掌握实权、操控天皇，但所不同的是，用了君主的名分。之后，国王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压缩天皇世系的世俗权力基础，比如，通过尝试唐式科学来提拔底层武士、农民和读书人进入统治阶层，瓦解武士门阀，形成全新的统治群体，走向内藤湖南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的日本自己的“唐宋变革”。天皇则愈来愈被建构为宗教象征而不是政治领袖。

依照当时可能遭遇的重大阻碍，秀吉甚至可以尝试与明朝继续保持沟通，尽最大可能争取到明朝的支持，甚至可以考虑迫使明朝封其为朝鲜国王，以取代李氏朝鲜。虽说难度极大，但也不是绝无可能。万历朝廷对边疆头衔的授予极其慷慨（如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若秀吉愿撤军并名义称臣，明朝极可能接受其“双国王”身份——这与女真首领兼任明朝都督同知却自立汗国有部分相似。唯一的困难在于，明朝作为宗主国也是藩属国的保护国，充当确认和保障藩属国内部正统以及调停藩属国彼此争端的仲裁人角色，如果放任一个藩属国取代另一个藩属国，则有违大义，与明朝的朝贡体系的原则相悖。尽管如此，迫于日益增加的财政压力，明朝仍有可能出卖李氏朝鲜。

在政治表达上，秀吉可以对明朝上书“臣秀吉谨受大明皇帝册封为朝鲜国王，必使三韩永为天朝藩篱”，以满足明朝宗藩体面。对日本方面，宣称“天皇敕令：秀吉领朝鲜国王，开疆拓土以耀神国” ，把自己的行动包装为天皇授权下的军事征服成果。

具体操作上：

在汉城设“朝鲜行在”，以天皇名义统治（实际操控者为丰臣嫡系）。
将九州、四国大名转封朝鲜，既削弱其本土根基，又以朝鲜土地贿赂换取支持。
最终实现：秀吉以“明朝藩王”身份在朝鲜行使绝对君权，摆脱天皇体制束缚。日本本土交由幼子秀赖+五大老看守，自己坐镇朝鲜培育新基业。

最关键的还是意识形态建设：用明朝册封的 “朝鲜国王” 头衔反向证明秀吉的“神性”：“中朝天子乃天下共主，今授秀吉王爵，足见其天命所归！”

当然，即使没有进封“朝鲜国王”的谋划，只是认真利用“日本国王”册封的价值，秀吉也能有望突破天皇世系的樊笼。必得承认，这一选择困难重重，极可能失败，但对于秀吉这等政治人物来说，这是成为名实相符统治者的唯一出路。

有人或许会指出，秀吉不是没有试图建立自己独特的法统的努力。他编造 “日轮受胎” 传说，将自己塑造成 “太阳神的平行后裔”；在京都方广寺铸钟时刻下 “国家安康，四海施化” 的铭文，将自己的统治与 “神国安宁” 直接绑定；甚至计划将母亲大政所尊为 “国母神”，构建 “丰臣家神系”。我这里不想证明，而是想直接指出，借助明朝的外部法统更易成功。

秀吉是否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已不得而知。我们现在的讨论不依赖这个事实。一般认为，秀吉的野心不在于使日本成为明朝的藩国，并且对征服朝鲜乃至统治朝鲜有极大的信心，加上天皇世系在日本政治意识形态中不可取代的地位，秀吉很自然放弃利用“日本国王”的封号。他最终继续对朝鲜发动战争，并在战争的末期去世。不久后，丰臣氏覆灭。

继续发动对朝鲜的战争，仅仅是出于过度自信吗？或许是这样。但或许秀吉对征服朝鲜并没有信心，甚至承认这是痴心妄想，但他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继续为天皇开疆拓土。本来他可以停止对外扩张，把功业止步于国内。为什么最终没有这样呢？一切归因于日本神道政治体系的逻辑。本来，统一全国的秀吉可以凭此不世之功直接称王，成为君主，达到政治人物的最高目标。但是由于取代天皇世系具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就只能继续增加功业，以抬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妄想在某个时间实现某种质变。

秀吉及其代表的出身卑微的新兴武士集团的政治悲剧在于，其起家就是以天皇的名义行事，当其获得巨大成功、无上权威，仍然要把一切在名义上归于天皇，永远只能作为臣属存在于这个世界。他们无法在获得一定功业时停止建立功业，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成为君主或新君主的封臣。上不封顶的功业积累就成为他们唯一的行动逻辑。这不是秀吉个人的失败。整个武士阶级在砍杀几百年后，发现自己都不过是神权祭坛上昂贵的活祭。他们用鲜血浇灌的樱花，永远开在天皇的庭院里。

总之，秀吉选择了无限积累功绩的悲壮之路，而不是取代天皇世系自立世系的冒险之路，如此而已。假如秀吉选择冒险之路，成功破局，日本的整个政治生态都会被改变。日本很可能变成与中国类似的政治逻辑：通过绝对武力征服宣称天命流转，实现神、政分离。不再有天皇世系这样的现人神，也就不再有上不封顶的功绩积累逻辑，可能也就不会有持续千年的对外扩张躁动（从唐开始）。

二

我们已经表明，丰臣秀吉接受明朝日本国王册封，并非一贯认为的那样，也可能并非秀吉本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完全不可取的选项，相反，它可能是一个需要相当高超的政治智慧才会考虑的选项，并对秀吉个人、日本和东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比如，若日本取得朝鲜，则真正走出列岛，实现了千年梦寐以求的大陆梦；当然这对于中国并非一件好事）。这个话题的合理性的最大障碍是日本天皇的神道体系，它被视为不可更改的，是日本民族坚不可摧的观念。

确实，这对于日本的一些国家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日本侵华战争和朝鲜战争有极大相似性，都是所谓奉武士道精神为天皇开疆拓土。这导致非常多的不可解决的问题。最有实力的一定总不是天皇，但他们又不能取代天皇。这导致什么呢？相比纳粹德国，一个侵略国家事实上缺乏一个真正的领袖。这会导致侵略国无法统一重大战略，相互之间彼此倾轧。二战时的日本完全就是这样。在是否止步于东三省，是否进军西伯利亚，是否开拓东南亚的重大战略问题上，日本事实上只能任由不同的集团和势力相互斗争而做出决定，天皇并没有实质性的决定权，却要背负行动的全部责任。^1御前会议并不如军部先斩后凑来的实际。因此日本这个天皇体制本身就为日本的任何对外扩张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问题，所谓天皇万世一系，所谓天皇神圣，所谓天皇是日本民族之精神象征，所谓甚至比中国天子法统还高，在美国占领日本之后又该如何？天皇向麦克阿瑟敬礼又当如何？在二战之前的近千年里，日本好歹是真的拥有一个与中国平等的法统，而现在竟只能做一个被占领国，日本人如何弥合天皇至高无上的神话与被他国占领的现实之间的裂痕呢？

秀吉、昭和军阀的相互镜像，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日本神道永动机的死亡循环：

秀吉的版本是：统一日本→献捷天皇→获任关白→需征服朝鲜证明价值→战败
昭和军阀的版本是：占领满洲→“皇军威武”→军部扩权→需吞并中国→惨败

其致命的逻辑如下：

无上限的功业需求：因无法称帝（秦始皇式终极认证），功业价值永远边际递减 → 必须不断升级冒险（如秀吉征明/日本偷袭珍珠港）
无责任的决策机制：天皇作为“神主牌”不担责 → 军部/大名以“尊皇”之名绑架国策（如二二六兵变/小西行长谎报和谈）
无出口的忠诚竞赛：武士道异化为 “功业期货交易”：加藤清正狂攻朝鲜 → 东条英机偷袭珍珠港，本质都是 “用国运作保证金博取神权利息”。

今天的所谓“靖国神社”的实质是什么？从现代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当然是祭奠为国家奉献的有功之人。但由于天皇就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而天照大神是日本的创造者，所以，为国家奉献与为天皇奉献又有什么实质不同？“靖国神社”实质就是神道功业信贷机构，天皇则是这个信贷机构的橡皮图章。

graph LR
A[武士建功] --> B[奉献天皇]
B --> C[神威增值]
C --> D[合法性借贷]
D --> E[需更大功业维持信贷]
E --> A

我们可以看中日两国在各自不同的政治逻辑之下的表现。刘邦《大风歌》敢言“威加海内”，朱元璋《即位诏》明告“天命在躬”（“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自然而然通过功业建立法统。与之相对照的是日本政治家永久困局，秀吉建大阪城却需天皇行幸背书，东条英机自杀前仍三呼天皇万岁，再高的功业终成神权祭品。

在我们的讨论中，以天皇为核心的神道政治体系始终决定了日本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逻辑，是日本政治家政治苦闷的根源。任何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对天皇的特殊性质给予充分的尊重。不过，这种神道政治体系真的是不可克服的吗？在我们的设想中，一旦认真接受"日本国王"册封，建立国王世系和法统，秀吉家是有可能逐渐架空天皇世系的。除了直接承认天朝的册封，还可以继续向华夏血统靠拢，比如，让我们设想，秀吉首先让天皇居京都掌神道教祭祀，而丰臣国王则坐镇釜山统辖日朝军政，并提出"天皇主阴（祭祀），国王主阳（治世）"的主张，然后焚毁《古事记》，颁行《太伯丰臣源流考》，迁历代天皇陵至济州岛"奉祀"，用地理隔离完成记忆清除，然后宣称"日本三岛乃禹贡扬州外域"，第三代国王与明朝宗室联姻，获封 "大明吴王"，以商周迭代逻辑取代神道万世一系逻辑，最后，第三代或第四代国王宣称 "明帝赐姓丰臣，实为吴太伯之后"，以华夏血缘覆盖天照血统。

不要觉得以上是痴人说梦。事实上，日本侵华期间，部分人曾有这样一个政治设想：让中国把日本视为当年的满洲，既然后者可以入主中原，日本也可以，日本入主之后，亦将接受中国天子的最高法统叙事，而不是日本天皇的最高法统叙事（当然未必要废除）。所以天皇法统叙事可能会被修改为天子法统叙事，神道教可能会让步于儒教。比如，在当时就有传言日本天皇为吴国君主后裔，不知为日本人还是汉奸所为。国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汉奸，比如周作人，其实就是做接受日本人征服的心理建设的。这表明，天皇的天照大神后裔的神道观念并不是坚不可摧、不可更易的，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政治利益，人们会出奇一致地达成默契。神道观念毕竟是工具性的，而非纯粹的信仰。

二战结束之后，保留天皇制是美国人处理日本的巨大成功或失误。

为什么说失误？二战后，美国方面认真研究了如何处理天皇的问题，据说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研究与美国政府的委托有关。《菊与刀》从人类学家的角度揭示了，天皇是日本民族意识的中心，而不是单纯的政治首脑。如果真的取消天皇制，则可能引发日本上下奋死抵抗或直接变成散沙，共产党的势力可能会急剧扩大，完成国族重建，并最终导向苏联阵营。

据说美国也曾咨询过蒋介石的意见。蒋方面的意见是，日本的罪行在于军国集团，而不是天皇个人。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确实天皇实际上并没有决策权，而只是名义上的领袖。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天皇就是军国主义的永动机，驱动日本政治家无休止建立功业以至于对外扩张。天皇可能没有要求其他人持续建立功业乃至对外扩张，但天皇的存在客观上让他们这样做。

那么保留天皇制意味着什么呢？答案显而易见。美国的占领只是暂时把“神道精神”给封印了。一旦摆脱美国的占领，神道精神将会解除封印，“尊皇攘夷”的政治动机将会充盈每一个日本武人的血管。只要有天皇，日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正常的国家，永远是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威胁。

但为什么说成功呢？因为无论美国人是否想到上面那些问题，早晚要挣脱美国控制的日本，必将继续成为东亚的一头血腥怪兽，使东亚陷入无休止的争战，这个结局完全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搅屎棍的做派。

三

我们最后来简单探讨一下政治哲学问题。一直以来，人们都能认识到日本神道政治体系的特殊性，并围绕这种特殊性来理解了日本历史和文化的诸多特殊之处，比如，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就对日本的"封建社会"有精彩的分析。但没有人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政治体系是不是一种畸形的体系，甚至远甚于某些伊斯兰政治体系？

什么是正常的政治体系？名实相符。

无论政教合一还是政教分离，统治者都名实相符。
建立像统一全国这样的不世之功（这是政治家完满政治功绩的基本单位）的人或集团，一定会成为名实相符的统治者。
任何群体，不能始终保持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地位，却持续没有实质统治者地位。

在正常的政治体系之中，政治家的功业积累有一个自然的上限，一旦达到，成为名实相符的统治者，他们就会停止相同的功业积累，转向其他类型的功业积累，比如进行政治、文化、经济革新，如日本天皇主政的飞鸟时代至奈良时代。

显然，一个畸形的政治体系则完全相反，名实相反：

无论政教合一还是政教分离，统治者都名实不符。
建立像统一全国这样的不世之功的人或集团，没有成为名实相符的统治者的出路。
某个群体，始终保持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地位，却持续没有实质统治者地位。

在畸形的政治体系中，一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就会发生武人集团持续积累功业以至于最终走向疯狂的对外扩张道路的情况。这样的国家也就失去了不断革新政治、文化、经济的机会，整个民族和文明变得越来越畸形。日本天皇不再主政的平安时代及其之后的时代就是这样。在此之后，日本的政治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其文化、民族精神变得越来越独特，直到今天，我们将所有这些一起思考，才发现，这份独特实际上是一种畸形或变态。你读《菊与刀》所获得的那种怪诞感和病态感，是从任何民族的研究中都找不到的。

我们将古代中国政治体系视为正常的体系，而将日本的政治体系视为畸形的体系，做一个简单对照。名实问题是古代中国的中心议题之一，若名实不符，则会扭曲政治运行，产生十分严重的问题。中国政治体系最正常的表现在于，功业达到顶点即允许获得君主之名，并名实相符。中国进一步的设计是“文治武功”。武功达到顶点，不意味着他或继任者无功业可建，而是可以转向文治。乱时建武功，治时行文治。天命流转的政治逻辑允许中国政治家从建立武功转向文化治理，而不是持续不断的武功建设。

与之相对照，日本政治家建立武功之后，无法获得君主之名，于是地位就会非常不稳，始终只能以武力维持地位，一方面，其他人觊觎并一有机会就试图取代，另一方面，自己则不能停止剪除异己，持续加强地位。每个新兴的政治家都打着尊王旗号，但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他将没有终点，并终于死于新兴的政治家竞赛。因此日本政治体系最畸形的表现在于，若国内功业封顶，比如统一全国，他还是无法停下来，而是继续走向对外扩张的路线。“文治武功”也就不可能成为日本政治的重要主题，因为政治家没有安心文治的政治空间。秀吉给朝鲜宣宗的国书的逻辑异常滑稽，欲“施王政于亿万”，但为什么不先在日本施行王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说，日本的神道政治体系决定了日本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军国主义，“神国”表皮下覆盖着的是”军国“的血肉。

graph TB
    A[武功成就] --> B[获封领地]
    B --> C{统治选择}
    C --> D1[中国路径：文治建设] 
    D1 --> E1[兴水利/减赋税]
    E1 --> F1[百姓归心]
    F1 --> G1[政权稳固]
    C --> D2[日本路径：武功内卷]
    D2 --> E2[镇压农民起义]
    E2 --> F2[消耗家臣]
    F2 --> G2[需新战功补充]
    G2 --> A

Figure: 中日的政治路径示意

我们还可以用一张表来做简单的对比：

维度	中国天命体系	日本神道体系
合法性来源	“天命流转”（德性功业→称帝）	“神血永恒”（天照血脉不可替）
功业上限	统一即达顶点（如秦始皇称帝）	统一仅是起点（需继续扩张）
名实关系	称帝即名实合一（如刘邦）	掌权仍名实分离（如秀吉）
责任机制	皇帝担终极责任（罪己诏传统）	天皇成免责神主牌
政治功绩	文治武功兼备	没有文治维度

今天的日本的畸形更进一步。由于名实相反，在日本政治运作中，有“名”的天皇无决策权，有决策权的首相无“名”，而现在天皇的“名”甚至也失去了，真正占有“名”的是美国这个“太上天皇”。今天日本的内阁政治的频繁更替，像极了古代日本的武家政权频繁更替。可能每个有识之士都能看到日本的真正问题所在，但没有人有机会做正确的事情。

异化的大学教育：一点个案观察

Sun, 06 Jul 2025 16:53:00 GMT

前言

当大学老师快一年了。我对教学有原始的热情。我秉持这样一种理念：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开拓视野，激发兴趣。具体而言就是，让学生了解这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问题，事情还可以这么思考，由此激发学生探索未知的兴趣。部分原因也在于，我知道我所能掌握的东西，对于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极其片面乃至错误的，我最多向他们展示我所拥有的思考，这些思考绝不是像课堂上展现的那样确定、全面乃或正确。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这样的视野开拓，学生可能就没机会了解，更不用说爱上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说自己不爱一个东西，可能仅仅是因为还不了解这个东西。教师的使命之一在于向学生揭开某个世界的一角面纱。至于学生会不会最后感兴趣，则是要看学生的性情偏好。在这篇文章中，我选取了几个要点，简单谈谈我的一点个别化、不完全观察。

教师的 KPI，学生的灾难

此学校是一个教学型而非教学科研型学校。不卷科研卷教学，但卷教学可能更难受。课堂教学仅仅是“教学”的一个子项，指导学生参加各种竞赛也算教学的一部分，而且是职称晋升必要的项目。我正赶上学校对三年前入职的教师的阶段性考核。讲师至少每学年 170 学时的教学量（评副教授还需要至少 240 学时）。这个要求在同事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按照学校的规定，老师每学期开课不超过 3 门，大多数课程的课时在 34 学时左右。这意味着每位老师至少每个学年要开 5 门左右的课。这看起来也不算太多。不过对于有的专业的老师而言，他们的课本来就少，经常是一个学期就开 1 门课。

这种考核的出发点是什么？第一，学校的总课程量足够所有老师开设的；第二，老师可能因为不想开课而使学校无法完成教学计划。我不清楚学校是否弄清这两个出发点。根据我的观察，许多老师开课热情高涨，一年能上三四百学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允许部分老师少上一些课呢？

这样的考核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原先上课少的老师积极寻求开课。之前不开的选修课也开起来了。之前给其他老师机会的必修课，现在也要拿回来。由于这种考核，总的开课量可能会有一定比例的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所有人只关心自己的 KPI，而没有人关心学生的需要。学生真的需要那么多课吗？大多数照本宣科的课对学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良心问题。本来，上课的出发点是教育，而教育的出发点是学生的需要。但在制度设计和执行的过程中，学生的需要似乎是最不重要的事情。

对此，有必要提几个关于大学课堂教学的事实：

大学的一部分课程是帮助学生打牢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一般设计为必修课程）。
另一部分课程是帮助学生开拓视野、激发兴趣、了解方法的（一般设计为选修课程）。
大多数老师平庸或懒惰，其必修课所教根本超不出教材的内容。
大多数必修课的作用仅仅在于强制学生在一个固定的场合学习。这对于相当一部分没有学习动机或自律能力差的学生是必要的，但对于相反情况的学生而言是多余的。
大多数必修课根本无法起到开拓视野、激发兴趣、了解方法的作用，仅仅是为学生提供一个混取学分的机会。

总的来说，在今天这个互联网和 AI 时代，大学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逼迫平庸的学生学习，主要结果是浪费优秀学生的时间，且许多课程的课堂教学并非不可替代。

所以，每一个课程制度设计者都要自问：“我们这些课程真的是学生学习这些课程的知识所必需的吗？”而每个教师个人也有自问：“我在这门课上能够提供超出教材以及互联网资源的东西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课堂教学就其实是学习知识的阻碍。课堂教学就只有一个可辩护的理由：逼迫平庸的学生学习。确实，对于许多学生而言，课堂教学是他们为了真正和自主学习而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每一个优秀的学生都在想方设法最大化利用课外时间，而课堂教学是他们沉重的负担。

许多老师是上课狂，但开课的目的完全只是挣课时费，甚至到了完全不顾学生死活的地步。这绝不夸张，请看两个学生的课表：

这样的教学安排下，学生哪还有喘息之机？为数不多的完整时间，还要被班主任训话和各种创优活动挤占（要求学生搞这些，同样只是为了自己的 KPI。）。他们还需要休息，还需要娱乐，还需要健身，还需要社交，还需要恋爱。这样的课程密度，学生上大多数课只能即听即走。

在看到这样的课表之后，我不能奢望我必修课的学生在上课之前抽出完整的两个小时来预习，更不用说课后抽时间复习了。我对选修课的定位是：选修课就是一台戏，教师就是戏子，学生就是观众。不要指望观众来看戏之前还把你的剧本预习一遍，当然也不要指望观众看完戏之后还把你的剧本复习一遍。所以我甚至不怎么敢布置阅读材料。即使布置有限的材料，也不强求学生阅读。

万恶的题库

我来到这个学校后，发现超星这个文献阅读软件已经开发出了学习通这样的教学管理软件。这个软件的一个重大特色是极大便利了题库建设以及学生的刷题学习。异化也因此而始。过去没有这样方便的系统之前，对于教师，他没有办法把教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测试过程，对于学生，他们也没有办法把学习变成一个纯粹的刷题过程。习题册确实早就存在，但所谓上课只是把习题发给学生反复测试是难以想象的。学生也只是在学期末时打印习题册疯狂背题，平时还是以看教材和听课为主。回想我本科学医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方式。这也还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一来本科医学几乎全是死记硬背；而本来医学对于我来说并不是本业。但对于与此同时要学习的法学来说，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习题册，老师也从来没有释出这种东西。

现在的情况是，许多课程教学围绕题库进行。平时的教学并不用来研究理论问题而是用来刷题。期末考试设置了 70% 以上的客观题，主观题的分值少的可怜。一道简答题的分值只有区区 3 分，以至于让人想起了“性价比”。我从一位老师那里了解到，他们最大的一个担忧是学生普遍不及格。所以除了让学生刷题和大比例客观题，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我所在的学科法理学则是另一番奇观。法理学被院领导兼学科带头人建设为国家一流课程。这个课程依托学习通建设。在上面建立了上千道的习题库。每个章节都有知识点讲解视频、章节应知应会、课件、章节测试。总之，学生完全可以借助这个系统自学。课程因此也采取所谓线上线下混合模式：学生线上学习这些资料；教师上课只测试学生的自学效果。

这个课程的设计的初衷我先不谈。先说一下最终的效果。我第一学期完整听了这位领导的课。他上课首先是给学生发第一个测试， 20 道选择题，5 分钟内做完。然后花费一到两堂课来讲题。讲完之后，他会再发一个测试，是更简单的二选一判断题，用于测试学生对刚才讲题的听课情况。然后继续讲这第二个测试。如果还有时间，就会继续发第三个测试，也是 20 道 5 分钟，用于测试学生对下一章节的预计效果。下次课，继续讲上次课的第三个测试。如果上次课没有能够发第三个测试，则上来又是新的测试。

我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在听了半个学期甚至到了期末之后，我才惊讶地意识到，原来他一个学期 51 个课时，居然始终不断地测试和讲题。我于是想，一流课程评审专家坐下来听听他一两节课这么讲题，考虑到整个课程资料和架构的设计，倒也觉得非常好，但他们的失误就在于没有一整个学期都去听课。

怎么评价呢？首先，这是人类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案例。无论任何阶段、任何学科、任何性质的教学，它都开创了全新的案例：始终不断测试和讲题。数学竞赛班不至如此，法考培训班也未这样，何况，这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其次，这种围绕题目进行的法理学教学与法理学完全无关，甚至说是反法理学的，是对法理学的戕害。法理学有一系列的重大主题，比如什么是法律、法律与道德关系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律，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法律，法治是什么，如何解释和适用法律，各国法律制度有什么不同，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有什么不同。这些重大主题没有一个有确定的答案。它们都是充满固有争议的，而不能被切割成一个确定无疑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了解这些主题的相关争论，为他们提供一些可用的思路，开拓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培育法律思维和法治精神。学生了解这些，未必要自己也能完全明白讲出来，甚至不必有相同的观点。但是这仍然是一种教育。不是只有能够做题的教育才是教育。

再次，法理学的教学与法理学的重大主题几乎无关。出于试题导向的设计初衷，这门课大部分内容都是教义学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法律的渊源部分还其实是中国立法学导论的一部分。这些教义学对各种法律概念进行了特别细致的分类。比如把法律关系分成纵向-横向、主-从、第一性-第二性，把法律概念也分成描述性概念、评价性概念、论断性概念、描述不确定性概念、规范不确定性概念等等。把法律事件分成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等等。大部分内容都是各种分类。题目也是围绕这些概念和分类进行的。比如有题目会让学生决定“张三被殴打致重伤是自然事件还是社会事件”（答案是自然事件），有题目会问《监狱法》第七条是不是权义复合规则（然而这是大白话就能理解的问题）。

这些教义学分类有什么作用呢？当然是有些用处的。然而首先，它们不应该成为法理学的主流。第二，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几乎没有作用。部门法有自己精致的教义学，并不会以这些教义学为基础。我不知道张三被殴打致重伤是自然事件还是社会事件也能正确处理这个事情，甚至说，知道了反而徒增认知负担。我不知道法律规则的三要素还是四要素的逻辑构成，或许能更好理解法律规则的意思。第三，这些教义学分类，实际上来自相当不同整全法理学框架，要真能起到理解和指引的作用，必须在一个确定的法理学框架内提供。但是，这是目前任何教材都无法提供的。据我所知，舒国滢和雷磊还在不断增加分类，似乎这能彰显法理学的高超技艺一般。

第三，我们所以需要一些概念或分类，是因为有了它们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或运用对象，或者没有它们我们就不能理解或运用对象。概念分类不是目的本身。但是，像中国当代法理学教材中的法律规则逻辑构成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法律规则包含“可为模式”“勿为模式”“应为模式”是不是就不能理解法律条文所表达的法律规则的意思了？我不知道一个法律条文所表达的法律规则所提供的指引是不是所谓“不确定指引”就不知道它对我们提出的指引的内容了呢？最后，这些教义学概念本身充满着矛盾和问题。还是以三要素说为例。“可为模式”的一个例子是“应当排队”，但行为模式是一个事实性概念。针对一类行为（无论是已经发生的还是未来可能发生的），法律对这类行为有所要求（禁止或许可等），因而有了规范。所以任何规范，包括法律规范是对事实的处理或要求，因此，“应当排队”本身构成一个规范，其逻辑结构是“规范算子+事实”。如果“不得排队”是行为模式，那么法律规范是什么呢？法律规范是对违背“不得排队”之行为模式的回应，“应当拘留”。很好。但是说公民的行为违背一条包含三要素的法律规则的意思是什么？违背的哪一个要素？违背的是“应当排队”这部分，但没有违背“应当拘留”这部分吗？但更重要的是，“应当拘留”却不是对公民提出的要求，而是官员提出的要求。因此看来一个所谓的法律规则事实上包含了两类规则，义务性规则和制裁性规则。

问题就在于，在一些整全法律理论中，“应当排队，否则应当予以拘留”这样的法律规则实际上不是真实的一个法律规则。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教义学概念不是对理解问题没有用，而是必须以确定的法律理论为框架。把法律体系划分为义务性规则和制裁性规则或者划分为义务性规则、制裁性规则、授权性规则，这背后依靠的是一个深厚的整全法律理论。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初阶法理学教学所能处理的。没有理论，只有空洞的概念，最终我们从未在实践中使用这些概念，除了考试。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整个学期被上千道选择题浇灌，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了解这些概念区分的理由和实质。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样做的结果是，学生一个学期之后根本不知道法理学是这样的一门学问。他们根本不被允许见到法理学的一角。由于学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们反而认为法理学就是这样，这是何其悲哀？

学生仅仅被告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学生隐约感到民法需要刑法的支持，但由于根本不告诉他们法律体系的一般结构，他们永远停留于朴素的疑惑中。而提供一套关于法律体系的一般结构的理解，需要提供一套一般法理学理论基础。而提供一套一般法理学理论基础，就要涉及法理学的一系列重大的主题和讨论。而这些主题和讨论又几乎是开放的。

我的领导自豪的说，法理学由此消灭了不及格。你不能自己设定任何目标，然后让学生完成这个目标，之后说这个效果本身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有可能，你设定的这个目标本身就与你要做的事情无关。这是法理学教育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我跟同事开玩笑说，如果我有机会决定这个学科的建设，那么我在上任的第一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删除题库。这是对法理学最重要的挽救和最诚挚的道歉。

教育的起点和归宿是爱

这个学期发生了几件小事。第一个是在答辩时，我听那个院领导亲口说他知道的几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是他自己写的。当然为的是为了成为优秀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不明白，一个快退休的人、一个教授、一个做到了最高院领导的人，为什么还有对这样蚊子腿大小的荣誉汲汲以求？他得到的这个荣誉可能对他来说只是一滴水落入了一缸水，但对于他的这些学生的损害就像一个老鼠投进了一锅粥。通过弄虚作假来获取荣誉和利益，这种直接示范，可能对当事学生以及他们知情的同学产生持续一生的恶劣引导。

第二个是在期末期间，有班主任希望我给他的两个“得力干将”打高分。小小的举动教会了学生谋取特权。这样的学生进入社会又会是怎样的呢？这样的举动使得任何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成为学生心中默默嘲笑的对象。

第三个是一起吃饭时听同事谈起一个“问题”学生，说他上课戴耳机、喝水吃东西、不听管教。这个老前辈——向来以上课纪律严厉著称——听到之后，就立马打鸡血一般地大谈特谈如何整治这个学生。在我看来，这里的问题是，教育不应是展现权威的场合：一遇到学生有问题，马上本能地施展自己的权威，打压、嘲弄学生。教育的起点和归宿应当是爱。所谓爱，是基于学生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需要。遇到这样的学生，教师的第一反应是去了解情况，给予必要的关心，看看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遇到什么问题，以至于变成这样，而不是本能地向其施展思想拳脚。学生毕竟未成熟，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上遇到许多在我们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本来就很正常。如果他们都能正确处理，那还需要教育者做什么呢？

还有一个可以思考的例子。我们这里的班主任经常会把学生集结起来训话两三个小时。有什么问题需要反复训斥两三个小时？学生的课业负担已如此沉重，整块时间本就不多。训斥是真心想解决学生的问题，还是行使自己的权威？有的班主任还会要求学生参加各种创优活动，把学生本来为数不多的自由时间弄得鸡零狗碎，而出发点大概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誉。学生碍于集体的压力，不得不参加各种创优活动。大部分的学生可能四年都没有看过一本课外书，整个四年专注于刷题和考试，一个学生告诉我他最大的烦恼是没有完整的时间阅读和思考。

另外一件小事是，一次四六级监考，一个学生竟然把去年的准考证拿来考试。和我一起的主考官看到后，本能地带着厌恶的语气对略显尴尬的学生说“真是有毛病”。我可以想象这样的老师对待学生的一般态度是怎样的：常年的教育工作已经让她形成了展现权威的本能。

人们说教师的最高准则是“行为世范”。我们这个学校，由于特殊的性质，可能有更多的人和做法是向着相反的方向走的。前些年，在学校的政治环境比较黑暗的一个时期，班干部、学生会干部、党员这些名额都是明码标价。也出现过班主任私收班费达几万元用于私人消费的，或者占用学生奖助资金的。在当时那样一种风气之下，一百门专业课、一千堂思想政治教育课，亿万次领导讲话也无法修补学生们年轻心灵所受的创伤。他们只会觉得这个世界虚伪、丑陋、不公。

结语

无论是从学校的绩效考核，还是课程的建设，或者日常的管理，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需要始终谨记的一件事是，什么是教育的起点和归宿。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但是当教育异化为追求自己的功名利禄，异化成施展自己的专横权威，那么伤害的不仅是这些学生，还可能是整个民族的心灵。

我知道，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教育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没有一点现在比过去的教育更堕落的意思，尽管我自己的观察和经验让我有所怀疑。教育风气的败坏，根源在于教育者心灵的败坏，而这又根源于整个时代精神的败坏。

我听我在乡镇上学的侄子说，他们食堂采用学期预付制，他们每次领到的鸡蛋几乎都是臭的。但是当上级来检查时，他们将吃到那学期最好的饭菜。另一件事是，他们的班主任不准他们课间休息出去，对上课去上厕所的学生极力打压。这导致我侄子三天都不会排一次便。（众所周知，如果便意来了不及时排便，就会很快消失，排便不规律又会导致便秘。）前几天我在短视频也刷到，一些学校的学生大面积便秘，原因就在于老师过于严格的管理。我还听侄子说，他们的数学老师会让他们像朗读语文课本一样对着黑板朗读数学题答案，以至于最后全班人的嗓子都哑了。

这个个案观察加深了我的忧虑。至少这在我的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一个班主任要多不考虑孩子的需要才会这么骄横地使用权力。一个学校要多么败坏才会将教育变成一种敛财工具？我总觉得，比起我们当年的老师，我们这代人的孩子的教师整个精神面貌变差了。到底是什么使教育工作者变成这样？教育工作者也曾是被教育者，更重要的是，教育工作者自己也处于一个他们无法改变、与之共谋的社会和时代环境之中。

毒品、博客、游戏与成瘾：基于个人经验的探讨

Sun, 03 Nov 2024 16:00:00 GMT

毒品

前些天在知乎上读到一篇文章“为什么毒瘾难戒？”其中的一个回答令我印象深刻。这个回答指出了几种典型毒品的危害性：有些毒品，比如麻、气等，主要是物理攻击，也就是通过损害人的大脑神经来损害人的意志力，但还不至于损害人的认知力；而有些毒品，比如冰，主要是精神攻击，也就是说，不仅损害人的大脑神经从而损害人的意志力，而且还进一步使人近乎丧失认知力。

被物理攻击的人认知上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在做的是错的，只是缺乏改变行动的意志力；而被精神攻击的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错误的，不但完全丧失意志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认知力。

哲学中会使用理性、认知、意志、动机等范畴来讨论人的行动问题。一个很简单道理是，认知不能代替意志，一个人尽管知道一件事是恶的，可能还是会去做。这也是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能获得真理，但较少有人付诸行动。

意志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哲学会弄出“理性”这个概念，说它是某种难以描述的、先验的、与宇宙深处的某种神秘事物或力量相联系的东西。哲学的这个解决只是一种前科学时代的尝试。

毒品成瘾的现象，以及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的发展，给我们带来越来越新的见解。不过这些超出了我的专业能力范围。我这篇文章想结合一些亲身经历，讨论一下成瘾的问题。

认知 - 行动模式

按照科学常识，人的任何意识活动，是完全发生在大脑区域的一种物理性的、生理性的事件。[^1]行动的直接原因是动机。动机不但受认知影响，还直接受其他生理因素影响。

简单说，一个行动主体之所以行动，是因为那样会使它快乐。在长期的进化中，我们的大脑形成了基本的认知 - 行动模式。在何种情况下，获得了何种刺激，形成了何种新的神经结构，是由这个模式决定的。

个人以至整个人类，通过教育获得了有关真善美的认识，这些认识指出，做某些事情是好的，这就根本上决定了个人和人类的主要实践，正是这些实践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

我们的环境和我们所受的教育也是按照这个认知塑造和规训我们的。比如，我们被告诉，期末考试名次靠前，会得到老师、家长和同学的夸奖，那么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努力学习。所以，一般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认知 - 行动模式是，认识到努力学习或工作是好的，然后在不同程度上付诸行动。

但是，当某种不同寻常的外部刺激介入这个模式，这种模式就可能会被打破，变得异常，甚至被取代。吸毒会比不吸毒获取更为巨大的快乐刺激，这会使得一个人没有或只有极小的动机再为社会承诺的巨大快乐而承受学习或工作的痛苦。

有人或许会说，毒品所带来的快乐完全是生理性的，这种快乐如何能够与巨大的社会——所带来的快乐相比？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之处。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我们的认知 - 行动模式的详细机制，我们过去把动机看作社会性的或观念性的。我认为，我们的认知 - 行动模式根本依赖于大脑的物理 - 生理活动的结构和模式。[^2]毒品改变了大脑正常的生理活动，直接摧毁了认知 - 行动模式。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吸毒的人就完全丧失了正常的行为动机，这一点本身值得深思。

博客

或许有些读者知道我读过博。这是一段很艰苦的历程。博士生的基本动机是知识增长和职业发展前景，这构成了他们的基本动机，可以说，他们根本上是快乐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面临各个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造成的挫败感，使他们并不快乐。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能从阅读、思考和写作中或巨大的快乐。但是，论文撰写、发表和就业，给了我相当大的困扰和压力。

这两种快乐的力量因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而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某些时候，不快乐会压倒快乐。这时候，他们就得寻找某种出口。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高压人群的行动会更为荒诞和悖谬。

就我而言。一直无法发表的压力会给我带来很大的挫败感。而我又缺乏改变这一现状的动力。一来，我认为我应该花更多时间用于阅读、思考和非正式写作，发表论文还不是时候；二来，我对当前内卷的文科的发表与学术之间的贡献关系非常怀疑。

后来我找到了出口，那就是在博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把博客看成我的非正式写作的主要形式。所谓非正式写作，就是把自己获得的新知，以简短的形式写下来，不用于发表，也不致力于创新。

尽管这样的博客没有人阅读，仅仅是放在了公开的互联网上，就足以使我获得一种莫名的“发表”快感，即使这只是下意识的。像许多其他博主一样，我也会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博客的样式。

我记得有段时间，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每天从宿舍前往食堂的 15 分钟步行路程上，我都在苦思冥想我的新域名。晚上，我常常在 ChatGPT 的帮助下通宵修改我的博客样式。我还不断尝试更换博客程序。我记得在 2022 年 2 月至 5 月间，我整个时间精力都花在博客上。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已经经营了好多年的博客。有过一段时间，折腾博客暂告一段落后，我又莫名其妙转入对 LaTex 的痴迷研究中。这是一种流行的论文排版程序，可以排版复杂、精美和准确的出版级的文档。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每次我在去食堂的路上都会纠结该最终选择什么排版程序，以及，如果选择 LaTex，我该选择哪一款 LaTex 编辑器。晚上关灯上床，我又在黑暗中不断补充有关 LaTex 的知识。

除了博客、排版工具，在过去的几年间，我还穿插折腾过笔记工具。互联网时代的三大精神鸦片——博客、效率工具（包括笔记工具、排版工具）、电子游戏，我都有过沉迷。

为什么我会弄折腾这玩意儿呢？现在想来，这不过是对论文发表受挫的一种精神补偿。

当我的博士同学朝九晚五做实验、写论文、投稿时，我除了常规的阅读、思考和非正式写作之外，就是倒腾这些玩意儿。尽管博客、排版工具和笔记工具对我的学习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我还是想要为它们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动机上的解释。

这个一般解释是，作为一个博士生，我在某些方面承受极大的焦虑和压力，这些压力如果不能有效疏解，就会进一步摧毁促使我读博的基本动力，所以在大脑的某种机制作用下，我一步步沉迷于博客和效率工具，以获得快乐的补偿。

我对我的行动的解释完全不是哲学的或人文的，而就是科学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当大脑缺乏足够的快乐，它就会从其他活动中补偿快乐，以维持整体的积极性的动机，以免陷入低迷或抑郁。

附带地提一下性。可以坦诚地说，在从事艰深枯燥的工作以获得更高层次快乐的过程中，人肯定会要想要从性中获得短暂而强烈的压力释放。而且，工作越是艰深枯燥，所要获得的性的释放也就越大。这些活动事实上同前面所述的博客程序一样，都帮助大脑释放大量的多巴胺，维持整体的动机。我后面的叙事更加证实了这点。

游戏

现在简单讲述下我对游戏的沉迷。2023 年 6 月我毕业了。在此之前的三个月，我的毕业论文已经定稿，经过了反复修改。期间我基本上全情投入到博客的折腾当中。某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想起了我 10 年前曾玩过的网游“坦克世界”。由于没有压力在身，我全情投入其中。一开始，像对待任何其他类型的游戏一样，我都始终认识到，这仅仅是一个临时的放松。

然而，事情并不如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我完全沉迷其中。经过一段时间，大概两三个月后，我的理性开始要求我节制乃至放弃游戏。但是，我停不下来。每天一醒来，我就想打游戏，每天能连续打十个小时以上。

首先要介绍下游戏的基本情况，它是一个对战游戏。玩家驾驶坦克参加 15v.15 的战斗，最多持续 15 分钟，以在其中打击敌方坦克获得伤害值为基本目标。这个游戏设有每日任务、战斗通行证以及其他各种持续不断的奖励活动，激励玩家持续游玩。

对战游戏，特别是与真人指挥的角色对战，对于刺激人的成就感，是相当有力的。它激发了人的狩猎本能。显然，其他动物的游戏基本上也都受狩猎本能驱使。如果一场战斗打的很好，就会很有成就感，因而会再想打；如果一场战斗打得不好，就会很有挫败感，反而会更想再打。无论输赢，都停不下来。

游戏中的任务系统和持续不断的奖励活动，利用了人的这种本能。有没有任务，有没有奖励，玩家的游戏粘性将大相径庭。有时候，明明以后不需要那些东西了，明明完成那些任务也没有什么收益，但还是本能地想要获得它们，完成它们。

在游戏期间，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人们会沉迷游戏？我得到的一般答案是，游戏本身模拟了人们在真实世界中的认知 - 行动模式，通过反复交替刺激人们的成就感和挫败感，让人们沉迷其中。

首先，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十分充实，成就感获得充分，他很难沉迷于游戏，游戏最多成为他的放松手段，而不是成为他获得成就感的主要渠道。

其次，任何大型游戏的策划，都掌握一套如何使人沉迷游戏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有两点，第一，总体上让人们获得成就感，第二，交替性地让人们获得成就感和挫败感。总是或经常赢，就会觉得索然无味，而如果总是或经常输，就会充满挫败感。游戏必须模拟现实世界成就获得模式，让人们从一个登上高峰又点入谷底，以此循环往复。必须让玩家持续多巴胺，而从对它产生地刺激形成生理性的依赖。

“坦克世界”就是这样做的。首先，它有一套匹配机制，让无论是老手还是菜鸟，都能保持接近 45% 的胜率。其次，它经常今天让你连胜十场，总胜率超过 65%，然后在次日，让你连败十几场，总胜率低于 20%。在一天的游戏当中，连胜几场后，一定会安排一两场惨败的战斗，期间自己的坦克怎么都打不中、打不穿。通过这些举措，游戏充分激起了玩家情绪的波动，保证其足够多的多巴胺的产生，从而保持游戏粘性。

我就是被这样一套机制给支配的。当我在认知上知道要有所节制，但我在意志上根本无法控制。比如，我每每下定决心每天最多玩 10 场，但只要一打开游戏，就根本停不下来。

如果从毒品的角度来看游戏，它们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游戏，也是一种外部刺激，它的根本原理是模拟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认知 - 行动模式。首先，游戏的本质就是为人们补偿对巴安，以获得快乐。其次，通过激发人的狩猎本能，通过胜败的刺激，模拟人们在现实中获得成就感的方式，并且通过精心设计的交替刺激人们的成就感和挫败感，让人们彻底放弃从现实世界中获得成就感。

成瘾

无论是游戏沉迷中，还是在前述的博客折腾中，我所处的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

第一，在现实中遇挫，有意识或下意识地从其他活动中，甚至游戏这种活动中获得快乐的补偿。当沉迷其中，本来仅仅是补偿性的活动，代替了常规的动机，破坏了主体的认知 - 行动模式。

第二，在整个过程中，我明确认识到，我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但就是无法抗住它们。在不少个深夜里，我一边测试网站代码，一边扇自己的嘴巴子。在无数常战斗中，我一边开着坦克，一边我痛骂自己变成电子黑奴。

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所沉迷的各种活动是交替进行的。当沉迷博客，我疏远了效率工具，当沉迷游戏，我疏远了博客和效率工具。在沉迷游戏的三四个月时间里，我没记一个字的笔记，没更新一篇文章。甚至，我的性欲都大大降低。因为我不再需要从它那里获得压力释放。

第四，我原先沉浸其中的哲学阅读、思考和写作的状态，不但消失，而且似乎永远不大可能会找回了。也就是说，我的整个人格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一个学者，我彻底腐化堕落。我甚至怀疑，大脑不适当的刺激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生理结构，从而失去原先的认知 - 行动模式。

每当看到某个贪官被查的消息，我就会想，假如我是一个官员，一定会堕落为贪官。贪官的腐败和堕落，和普通人沉迷网游的机制，就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角度而言，是一样的：贪官从其艰深和枯燥的工作中获得的快乐不够多，不够即时，必须从其他途径补偿，而一旦补偿失当，就会改变原有的快乐获得模式，从而在人格上变成了另一个人，背离组织，背离人民。

腐败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但最终会被腐败所吞噬。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几乎每一个贪官都明知错误，而仍然继续。

贪官特殊的地方在于，他们的社会危害性大，具有极强的公共性，所以会遭到法律的揭发和制裁。但是，一个沉迷游戏的人又有谁来揭发和制裁呢？

摆在每一个想要幸福的人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他会

明明知道那是错的，还会继续去做，甚至停不下来。

甚至，当意识到自己处于上面的情况，他仍然无法改变什么。这就是沉迷游戏、博客时，我发现的最为有意思的问题。

我的大脑坏了吗？或许是。不适当的刺激很可能导致了大脑生理结构的某些变化，因而使我丧失了理性行动的能力。但是，它们无论如何还不像毒品那样，破坏了大脑的生理活动，完全破坏了人的正常认知 - 行动模式。尽管，尝试它们和沉迷它们的机制是一样的。

结论

我在这篇文章从人的认知 - 行动模式的角度，探讨了毒品、博客、游戏背后一致的成瘾原理。人的行动受认知影响，受动机决定。认知和动机的发生都是物理 - 生理活动。人的正常认知 - 行动模式是，通过适当的生理和社会刺激来获得更多的快乐，以加强特定行动的动机。当被进行不适当的刺激，正常模式的快乐供给模式被改变后，人的认知 - 行动模式就会被改变，认知和动机的作用机制就会失效，人就会陷入认知和行动上的矛盾境地。

每一个误入歧途，沉迷游戏、贪腐堕落、放纵淫靡的人或许应该认识到，他所以一开始会陷入其中，只是因为他需要从这些活动中获得快乐补偿，而当他到了明知错误仍然去做的地步时，就基本上丧失了正常的认知 - 行动模式。

不同于吸毒，沉迷游戏等活动时，我们的认知、理性仍没有消失，只是我们的意志已经沦陷。在这些情况下，仍然有自救的机会。而吸毒的人则失去了自救的可能的，而必须借助外力来戒除。

[^1]: 至于这种物理 - 生理事件为何会表现为精神活动，这是哲学和科学尚未解决，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2]: 一些自然主义哲学家，如蒯因，就主张，我们所以会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认识世界，以及，世界被认识为如此这般的，根本原因在于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与自然的某些深层原因保持一致的生物结构，特别是神经结构。